【注释】

 * 江国华，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梅扬，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体系研究”(16JZD011)的阶段性成果。

[1]周叶中：《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222页。

[2]尹奎杰、王箭：《重大行政决策行为的性质与认定》，《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70页。

[3]参见[德]伊曼努尔·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8-86页。

[4]参见[美]赫伯特·西蒙：《西蒙选集》，黄涛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57页。

[5]参见叶必丰：《行政决策的法律表达》，《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熊樟林：《重大行政决策概念证伪及其补证》，《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戴建华：《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6]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和知识的应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19页。

[7]参见王万华、宋烁：《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35页。

[8]参见吴元其、周业柱：《公共决策体制与政策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90页。

[9]考虑到重大行政决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我们将公共政策中的“方案论证环节”又细分了三个具体环节。其中，方案论证主要是由专家对决策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它是一种正向推理；方案评估则是由专家对决策方案的不可行性进行论证，它是一种反向推理；方案审查则是将决策方案的合法性问题单列出来，交由法律专家审查，以突出合法性控制的重要意义。

[10]参见湛中乐、高俊杰：《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及其正当性逻辑》，《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85页。

[11]这种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既包括公众与公众之间，也包括公众与政府之间。因为在面对一项重大行政决策的时候，政府可能更多的是从经济发展、政绩考核以及社会稳定等因素出发，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则主要从个人的利益诉求出发，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利益和价值上的冲突。

[12]魏建新：《理性的权力与权力的理性：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第59页。

[13]参见江国华、梅扬：《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基于文本考察与个案分析的视角》，《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1期，第75页。

[14]熊樟林：《重新认识公众参与制度的设计》，《领导科学》2015年第33期，第20页。

[15]参见王锡锌：《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与政府——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个案的研究视角》，《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第465页。

[16]刘华：《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若干问题》，《东方法学》2009年第6期，第9页。

[17]参见朱春奎、沈萍：《行动者、资源与行动策略：怒江水电开发的政策网络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4期，第32-43页。

[18]2003年底这次规划决策引起中央关注，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2006年5月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牵头，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民委等8个部门以及云南省和怒江州政府联合组织成立“怒江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研究组。这个课题研究组拥有多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并且还吸收了许多民间人士的参与，在怒江当地也有办公场所。经过几个月的联合调查，最终出具了专业的论证报告。决策者依据这个报告对原有的规划方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9]参见傅广宛：《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中国特色”内涵研究——以中西方比较为研究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第59页。

[20]参见王锡锌：《我国公共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悖论及其克服——以〈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发〉为借鉴》，《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6页。

[21]参见[美]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吴爱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2]参见张忠：《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及其实现》，《理论月刊》2013年第2期，第118页。

[23]徐文新：《专家、利益集团与公共参与》，《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第49页。

[24]朱旭峰：《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25]See W. Wade & C.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8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ter Jean, Public Hearing Procedures and Strategies, Prentice-Hall, 1986.

[26]参见刘晓钢：《百名专家学者签约我市决策咨询课题研究》，《芜湖日报》2010年3月31日，第1版。

[27]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都设置专家库只是一个理想目标，应当逐步实现。对此，由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22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规范专家库运行管理、诚信考核和退出机制。有条件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建立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决策机关没有建立专家库的，可以使用上级行政机关的专家库。”

[28]刘庆国：《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法治化研究》，《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第59页。

[29]参见刘峰：《中外行政决策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6页。

[30]张军建：《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与善管义务》，《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85页。

[31]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平衡，即知识结构的平衡和利益主体的平衡。其中，前者主要是指联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要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专业背景。参见桂萍：《域外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之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72页。

[32][美]布鲁斯·史密斯：《科学顾问：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家》，温珂、李乐旋、周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33]参见张慧颖、王佳、张颖春、齐欣原：《决策专家咨询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探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320页。

[34]Diane Stone, Simon Maxwell and Michael Keating, “Bridging Researchand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unded by 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adcliffe House, Warwick University, 16-17 July 2001.

[35]比如，在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决策中，对于公众比较关心的垃圾焚烧的排放物二恶英的危害性，参与论证的专家通过很多平台耐心地向公众说明如何能够从现有技术上解决，当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如何，最终取得了民众的认同。参见白贵秀：《环境影响评价的正当性解析——以公众参与机制为例》，《政法论丛》2011年第3期，第54页。

[36]前引[6]，王锡锌、章永乐文，第120页。

[37]欧阳君君：《论行政决策咨询机构的角色认定、功能建构与行为规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