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于民主政治的思考，并在不断为自己开拓发展空间的同时改变着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与实践路径。作为一种复兴直接参与理想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变革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数字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数字协商民主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广泛参与的可行性、议题选择的丰富性、协商对话的平等性、民主效果的即时性等差异性特征。数字协商民主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将多样性空间中的利益主体联结起来，实现充分信息条件下的科学决策，释放个体与组织活力打开民主空间，引导民众逐步养成民主精神与素养，加强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空间，既有赖于技术支持力获得突破和允许的程度，也取决于总体性的宏观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持续释放民主的活力。
［关键词]：数字协商民主；数字技术；制度规范；民主治理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民主治理是现代治理的基本形式，但囿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等各种差异性条件，不同国家实现民主的路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治理也成为治理变革和创新的重要趋势。协商民主的直接性、广泛性和过程性，体现了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作为一种客观的治理实践，协商民主的发展和质量不可避免会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和历史等各种因素的正向或非正向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数字技术的快速变革对协商民主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数字协商民主已经变成了现实。基于数字技术的协商民主，赋予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一、数字协商民主的认知边界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的浪潮汹涌澎湃。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迭代发展，也为民主治理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协商民主也跨入到数字化时代，衍生出了形式多样的数字协商民主。
（一）数字时代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兴起之后，在理论思考和政治实践两个维度都吸引着人们的关注。理论上讲，协商民主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利益相关方可以直接参与政治过程；是一种平等对话的民主，政治过程利益表达的权利不会因为知识、财富和禀赋的差异而受到区别对待；是一种充分尊重各方诉求和偏好的民主，表达、倾听和尊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是一种通过偏好转换而达成共识的民主；是一种基于充分信息的科学决策的民主。严格地讲，协商民主是一种理想的、门槛较高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同时也是具体的、实践的。座谈会、议事会、共识会议、焦点小组、协商民调等各种微观领域的民主实践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验资源。
数字时代的标志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的互联网、大数据等竞相出现的数字技术变革。数字技术的核心在于采用新的运算方式处理复杂信息并推动这些信息爆炸性扩散。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开启了新的社会转型，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最新成果在政治过程与抽象数字之间建立起一种链接，从而使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成为可能。“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1］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人们政治活动的空间、政治参与的方式、民主治理的路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从重构政治影响力、拓宽公共空间、提升政治参与等维度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使数字协商民主成为可能。协商民主激发了民主的想象，数字协商民主激发了协商民主的想象。
数字时代，技术如何影响协商民主？（1）技术使交往更加便捷。约翰·基恩曾经指出，微电子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传播的灵活性，降低了信息加工的成本。“它们是革命性的核心技术，具有降低费用的作用，而且可以日益广泛地在文明社会和国家中应用，使公民能以从未想到过的方式进行交流。它们是潜在的‘民主技术’，还可以不断改进。”［2］在信息硬件设施、软件质量、存储能力和芯片等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可以“用数字方式处理各种信息（讲话、文字、录像、图表），从而便于同一类数据在不同的媒介之间传播。”［3］技术降低了民主成本，并使政治交往更加便捷。（2）数字技术与民主政治能力有机融合，推动个体走向积极政治参与。辛德曼认为，“新的网络信息源，将使得公民们对政治更加见多识广；新的网络组织形式将有助于动员之前并不活跃的公民去参与政治；赛博空间（Cyberspace）将会成为政治辩论的喧嚣场所；在政治信息的创造与传播上，因特网的开放性将会让公民们能与新闻记者相竞争。”［4］传统的协商是通过座谈会、议事会、协商会、恳谈会面对面地进行话语交流。而信息化、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正在成为协商民主的推进器。数字技术能够使不同空间的利益主体都能够参与协商过程，消除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高速流动导致的不在场困境。（3）数字动员能力从两个方面改变权力机制。在大数据网络平台上，个体分散的、微弱的话语表达将汇聚成整体的舆论力量，进而融入民主治理的各个环节。通过数字表达的动员力量将赢得对于权力垄断的优势。从宏观维度来看，数字技术与民主的结合，能够启蒙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尊重意识、妥协意识和共识意识等。但是，这种动员也可能存在两个面向。其一，数字时代个体的联合终结了权力垄断；其二，权力因为掌握数字技术而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自身的垄断。正如辛德曼的研究所说，在数据空间的意见表达中占据优势的，“绝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专业人士。”［5］数字协商民主为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提供政治表达的渠道，但他们是否能够攫取精英手中的既有权力，依然是一个需要事实和历史验证的问题。
信息和数字技术改变了权力的归属和运行状态，权力主体更加多元，自上而下的权力路径开始走向多层级多节点权力互动；信息和数字技术改变了权力实施的空间格局，在公共空间之外，技术支持的权力还延伸到日常生活和隐私领域，个体权益维护问题更加凸显；信息和数字技术改变了政治沟通和政治交往，理性和非理性表达相互交织。信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实真正使数字协商民主成为一种选择，并有助于改进民主的过程、提高民主的质量、优化民主的效果。
（二）何谓数字协商民主？
什么是数字协商民主？简单地讲，数字协商民主就是数字技术加协商民主。正如国内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协商民主是互联网大规模普及背景下协商民主与网络技术深度结合的新型协商形态。”［6］数字协商民主呈现到我们面前的样态，就是共同体中的各类行为者包括各类政治组织、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体等在公共问题上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等展开的民主政治活动。
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我们需要了解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动力和实践基础是什么？技术总是不断地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力量改变政治过程、改变民主形态，这种改变在民主领域的新突破最早表现为电子民主。“E-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中的民主行动者（政府、民选官员、媒体、政治/社会组织公民）在政治和治理过程中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过程。”［7］电子民主是那些与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相关的民主政治形态的最初形式。在此基础上，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民主，互联网加协商民主则形成了网络协商民主。数字技术的介入则呈现出一种新的协商民主形式，即数字协商民主。在观念和实践两个维度上，电子民主（即E-民主）和网络民主为数字协商民主奠定了基础；而建基于网络平台的协商民主则是数字协商民主兴起的直接支撑。数字协商民主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协商民主为自己开辟新空间的产物。
因此，所谓数字协商民主，指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协商民主，在这种民主形式中，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同行为者借由数字技术与平台展开平等对话、沟通，以实现合法决策和达成治理共识。理解数字协商民主，可以有多个维度。其一，这种新形式的协商民主的宏观背景，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政治生活创造了更大可能性、更多选择。协商民主已经上升为推进和深化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其二，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实践因为技术的便利和可获得性而更具操作性、现实性。其三，数字协商民主能够应对既有协商民主在空间规模、参与广度等方面的挑战，真正使直接民主成为现实。
（三）数字协商民主的特征
数字协商民主首先是协商民主，因此，它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特征，例如主体构成、利益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多元性，基于认同和理性反思的合法性，遵守特定规则和规范性要求的程序性，协商过程、观点和结果的公开性，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责任性以及全过程对于理性的公开利用等。其次，因为数字技术的充分利用，它又具有一些源于但不同于上述特征的特点。
1.广泛参与的可行性
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和社会秩序健康运作的重要基础。协商民主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所有政策对象、公共事务的行为者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人们可以在对话和沟通中，将微观层面的利益诉求、未经加工的个体偏好、纯粹基于个人经验的感受在协商过程的讨论、交流中表达出来，并努力使之进入与他者互动的公共场域、政治过程、政策流程，最终达到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但是，地理上的距离、庞大的人口规模、交通工具的局限等因素带来的挑战最终使协商采用了代表参与的方式。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则使协商民主的直接理想成为现实。“技术会放大普通公民的政治表达，”［8］不同空间的利益主体都能够参与协商过程，空间和地理因素已经不再是限制性条件，市场经济条件导致人员高速流动的不在场的困境也得到解决。数字技术使广泛参与成为现实，使表达和交往更加便捷、有效率。
2.议题选择的丰富性
从形式上看，协商民主关注参与、协商、讨论、程序等关键环节。从内容上看，协商民主需要聚焦议题、问题、政策等内容。协商议题是决策者对于政策指向和重点的一种优先性选择。缺少协商议题，协商民主就会成为空洞的表演。协商议题从哪里来呢？一是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战略部署需要明确的；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解决的；三是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汇集的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尽管来源不同，但所有的协商议题在性质上或者是咨询型的，或者是政策型的，或者是调解型的，或者是回应型的。传统上讲，这些议题各自都有其形成、传递、汇集、提炼和确定的程序。从总体上讲，这些协商议题是规模较小的、可控的，当然选择度也是受限的。而在数字协商民主条件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使形成协商议题的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这种信息的丰富性会使我们在议题选择时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但也丰富了我们的议题选择基础。各种征集的议题、推荐的议题、指定的议题，都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汇集起来。通过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各种政策议题。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时期，能够进入协商过程的议题包括以下类型：一是与上级的政治要求一致，能够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探索性经验；二是受到决策者重视；三是群众反映集中，受到广泛关注；四是被媒体或其他方面关注。通过热词分析、事件分析也能够发现焦点议题并将其作为协商议题而加以理性解决。数字协商民主为协商议题的选择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3.协商对话的平等性
协商民主是“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进而形成广泛共识的民主形式。协商过程中的对话、讨论是“包括审慎和认真地衡量各种支持或反对某些建议的理由，或者指的是个人衡量各种支持和反对某些行为过程的理由的内部过程。”［9］从原则上讲，协商过程的所有参与者，不管是高级的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是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都应该平等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以供讨论和批评。但是，在协商实践过程中，因为地位、知识、掌握的资源、民主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场的、面对面的协商过程依然容易使弱势参与者无法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更不必说与强势参与者的平等对话、理性交流。数字协商民主打破了现场感，线下和线上的有机结合使借助互联网和视频技术参与协商过程的即便是弱势群体，也能够不受协商氛围、强势力量的干扰而自由地表达观点，平等地开展对话，从而有力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协商就是各种观点不受限制地交流，这些观点涉及到实践推理并总是潜在地促进偏好变化。”［10］数字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干扰、强制和控制。“网络的确正在改变那些支撑着大众政治参与和引导着精英决策的过程与技术。”［11］
4.民主效果的即时性
民主是要管用的，对制约权力要管用，对维护权利也要管用。协商民主的效果，体现为参与的有效性、利益表达和协商对话的有效性、协商结果的有效性。就结果而言，协商民主在事实上实现了达成共识、化解冲突和合法决策的效果。但协商结果运用于实践的效果并非总是能够实时可见，有些政策执行甚至还存在扭曲协商意图和协商共识的现象。就数字技术支撑的协商民主而言，协商组织者、协商参与者、协商观察者等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了解协商议事的活跃度，是否真议事，议真事；也可以直观了解和掌握协商议事活动的过程与互动、问题焦点和政策趋向；还可以通过数据终端了解协商结果的实施情况、公共机构的执行力以及加强对政策过程的监督等。
二、数字协商民主的多维行政价值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能够促进广泛的直接的政治参与，实现利益相关方在政治过程中的偏好表达，推动共识基础上的合法决策，在政治活动中锻炼和提升公民的民主精神，建立透明的回应性政治等。数字协商民主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价值，同时也由于数字技术基础的差异又表现出一些特殊的意义结构。数字协商民主直接推动了政府治理的创新发展，形塑了政府治理的多维价值。
第一，数字协商民主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将多样性空间中的利益主体联结起来，真正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具备完整的制度链条和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的、全覆盖的，它包括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各个环节，协商则贯穿整个政治过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生存空间，过去时代因为地理空间、户籍制度、有限经济活动而产生的较为稳定的群体空间，现在转变成了全国、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空间。围绕共同事务的协商活动就需要将各个行为主体联结起来。数字技术的进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协商主体的身份壁垒，将政府与各个方面的协商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协商群体更加广泛，参与渠道更为畅通。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拓展，个体、组织或社区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激发自身潜能的工具。“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网络悄然赋予普罗大众一种特殊的‘解构’工具，原子化个体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联合起来，发出日益响亮的声音，并名正言顺（基于人民主权）地向人民公仆‘团购政策’。”［12］数字协商民主的联结功能，也是一种新的动员手段，它能够激发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当然，数字协商民主的这种功能也可能导致一种两难选择，或者推动实现个体的联合并形成对权力的挑战；或者强化和巩固了权力垄断。时间和事实也许能够做出选择，但当下我们不能用大数据的现实来想象民主的未来。
第二，数字协商民主能够借助网络空间中各行为者的利益表达来实现基于充分信息的科学决策、合法决策。信息是决策的依据，承载着一个个独立个体的真实、特殊的利益诉求。互联网呈现出来的数据可能是碎片化的民意信息，而大数据则将这种零散的民意综合成为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民意反映，从而为政府决策建构规范性基础。“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13］政治合法性意味着符合多数的意志，同时也意味着共同的理性反思，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策是通过公共协商做出的。通常情况下，开展协商活动首先需要通过走访、座谈会、征求意见等方式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数字协商民主通过信息网络技术记录、量化和汇集数据，了解各方利益诉求，而无需进行一一询问。从政府决策的角度来说，大数据的信息应该具有全样本的特征，可以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决策信息来自双重渠道，一是来自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是做什么的问题；二是政府的决策部署，需要执行的某项政策，是如何做的问题。前者重在政策选择，后者重在政策落实。在数字协商民主的背景下，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有可能不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各方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将他们的声音传递给决策机构，形成共识决策，然后付诸实施。不管其能力、知识、地位、情感如何，政治行为者在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中，以及公众與论的监督约束下，只能致力于促进公众的利益。
第三，数字协商民主能够在新的基础上释放个体与组织的活力，为民主发展打开新的空间和可能。民主终究是人的活动，是人的组织和人的参与。只有每个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组织摆脱各种束缚和控制，民主政治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才能够被每个人的自由才智和创造力激发出来。“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地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14］首先，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促进了信息获取和参与的平等化，由此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也开发出了民众政治行为的潜力，增强了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兴趣。其次，数字媒体的交互性、无处不在、多模态等特征使其超越了传统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增加了政治传播渠道，创造了公民作为内容提供者或公民记者的新角色，从而显著改变了传播模式。”［15］数字媒体作为中介，为代表和被代表者、政治和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开辟了新的机会。这种机会促进公共权力与数字民意的双向流动和动态均衡。数字协商民主能够有效整合民意并使其与国家意志有机结合。另外，数字协商民主可以打破固有的封闭性的决策共同体。传统上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共同体中，核心政策行动者组成了集中而相对封闭的体系，他们拥有政治经济资源，垄断着政策议程。而数字协商民主构筑的政策共同体是决策者、行动者、政策对象之间的共同体，而非简单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封闭的共同体。共同体的价值在于共同的行动。“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16］最后，数字协商民主能有效改善治理效能。衡量治理的有效性，无非是依据参与是否广泛、共识是否达成、决策是否科学、权益是否保障等维度。虽然技术具有加强民主的潜力，但同时也可以削弱民主。而有效设计的符合民主目的的技术，能够推动政治过程开启民主治理范式。
第四，数字协商民主能够证明一种机会均等的新趋势，其蕴含的民主精神引导着民众逐步养成公共精神和民主素养。民主素养和公共精神的形成，不仅仅体现在原则要求之中，更多是源自民主的实践。协商民主的实践有利于培养出健康民主所必需的理解、尊重、妥协、节制和集体责任感。“公共讨论而不是遵循更机械的投票程序可能会鼓励具有公共精神的理由和建议，它们将有助于促进所有人的利益。”［17］协商过程中的表达、讨论和倾听会使个体超越单纯个人中心的利益诉求而倾向于共同的价值。“只有通过政治讨论和集体的政治行动，一个被日常职业将兴趣局限在他周围的小圈子的人，才学会同情他的同胞，和他们有同感，并自觉地变成伟大社会的一个成员。”［18］数字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运作环境、协商形式的变化，赋予参与者以更高程度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协商参与者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实践中，观念和认知不断地发生变化，行为方式不断地发生变化，进而与民主社会对于公民精神的基本要求相一致。协商民主的意义结构使其成为人们追求自身解放途径的替代性选择。“公共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对现代社会中思想的传播和辩论方式、意见的形成方式以及认同的表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影响了公民资格的行使和我们民主制度的运作。”［19］
第五，数字协商民主能够提高政治过程和结果的可见性与透明度，有利于实现多样化的权力监督。政治权力天生具有不断突破法定边界而为自己开拓新领域的趋势。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以媒体制约权力是人类在政治探索中尝试设计的不同选项。协商民主的监督和制约价值在于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官僚自由裁量权问题“并非必然因为行政权力而是因为其非民主实践才存在的，”［20］在讨论和决策中把公开性、平等和包容性最大化趋向于形成真正的公共行政。“参与式公共政策分析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担心传统的决策技术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是因为评估潜在政策对问题的回应过程应该系统地包括更多利益相关者这一重要进步。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的、非专业的公民会取代民选和任命的官员、官僚机构、法院等；相反，普通公民将有机会定期审查和衡量各种政策选择，并向决策者提出集体的审慎的意见。”［21］数字协商民主则开启了以网络制约权力的路径。在数字时代，传统媒体的看门人功能已经被削弱。“更多的人都能够发布不同类型的内容，表达他们的观点，并在实践中体验他们的言论自由。通过数字媒体，新的动员和参与形式也已形成。这一民主化进程也诱发了公共领域权力结构的变迁，新的看门人出现了，议程设置功能不再被媒体垄断。”［22］同时，“在大数据网络平台上，个体不再以分散化方式进行微弱的话语表达，而是借助于网络工具，将微弱的话语表达转化为大数据的数据形式，并通过网络自处理甚至云计算，汇聚成为响亮的民意，并融入权力流程的所有环节。”［23］民意融入权力过程，意味着新的数字力量开始对权力自主性形成制约。数字协商民主不断增强的公开性、不断提高的透明度，使公权力在多重约束条件的影响下，既要规范自身的行为，在法定的边界内行动，又要积极与协商参与者开展对话和讨论，以满足民主过程对于参与者的基本要求，同时还要及时回应民众在协商中、在网络中提出的各种诉求，以履行权力本身的职责。
三、走向未来的数字协商民主
信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了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民主治理方式以及我们理解自然和世界的方式都因此而改变。协商民主实践探索的宏观要求与微观需求，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显著优势，使数字协商民主在现实中成为可能，同时也为探索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比较优势提供了理论思考资源。
第一，数字协商民主的关键是民主运作机制的数字转型。在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在方式及其现实应用的基础上，协商民主为自身的制度正当性、运作适应性和观念合理性寻找到了新的道路与空间。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之后，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最为根本的是，顶层设计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宏观结构、运作机制、组织基础等构筑了坚实的支撑。2015年相继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除了提出各种协商民主实施的基本原则、主要方式和重点环节之外，还强调了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鼓励探索创新，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进行广泛协商，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多种协商方式”［24］，“整合现有网络资源，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25］，“推进城乡社区信息化建设，开辟社情民意网络征集渠道，为城乡居民搭建网络协商平台。”［26］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青岛市政府等不同地方政府在推进政府协商过程中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协商。这些制度设计一方面是考虑到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民主形式变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赋予了各个方面在探索协商民主新形式时的自主性。
在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中，数字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有效推进了协商议题的选择和协商空间的拓展；南京市鼓楼区作为民政部“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聚焦社区协商，在13个街道选择26个社区推进试点，基于信息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云协商”成为行之有效的协商模式。南宁市的“电视问政”直面政府行为，以电视、互联网为支撑，搭建民众与政府协商对话的技术平台，有效推动政府行为的改善。实践中的数字协商民主，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创新出多元化的协商形式与平台，更全面地发现和汇集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协商偏好，更精准地选择符合民众利益的协商议题，并且更有效地将各方面协商主体更加便利的联结在一起。数字化时代，协商民主为自己赢得了新的发展前景。
第二，数字协商民主的未来，既有赖于技术支持力获得突破和允许的程度，也取决于总体性的宏观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持续释放民主的活力。数字协商民主首先有赖于信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技术能够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技术在何种程度服务于民主，则取决于制度安排。技术具有两面性：“技术可以用于破坏民主的价值，也可以用于保护这些价值。如果不是有意识、有准备地把通讯技术用于促进民主，那么技术就有可能用于破坏民主。”“难道政策精英们就不会利用互动通讯的技术操纵民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吗？”［27］技术作为工具的客观性特征，能够与普通民众联合起来，构建一种协商的民主模式，也能够与特殊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巩固精英的、狭隘的政治利益。技术既能够增强民主，也可以削弱民主。因此，民主驾驭技术的前提是，技术必须是有价值的设计，这样才能够推动政治过程开启民主治理范式。“只有技术被真诚地服务于民主，并且我们对技术给民主带来的复杂影响保持足够清醒时，技术的益处才会展现。”［28］信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都是革命性的核心技术，它们将广泛地在文明社会和国家中应用，构建信息共享的格局，发掘数据资源的价值，提高民主治理的有效性。
数字协商民主的前景同时有赖于制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于技术，而是来自于政治本身，如果我们要让民主从技术当中获益，就必须在政治上而不是在技术上做文章。这种努力的第一步是要在科技政策的制定中加入一种声音，即公民能够真正地参与其中以确保技术成为一种民主的技术。”［29］协商民主是政治制度结构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是协商民主的总体谋划、实施策略、微观运作机制与政策相关方寻求自身利益恰当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制度有助于人民本身的训练。”［30］影响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结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是联结、沟通、桥梁等作用。
第三，数字协商民主的未来发展是乐观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正不断地拓展，其直接的效果也给人们增添了更大的信心。不过，数字协商民主的进程依然存在需要警惕的环节。其一，因为技术的发展和优势，数字协商民主操作过程变得更加便捷，更加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但由此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即协商民主走向平庸化。尤其是在乡村社区的基层协商实践中，协商议题的泛化、协商主题边界的模糊化会导致协商陷入家长里短、琐碎事务之中。其二，政府部门基于对“技术的迷信”，增加了对“结果的确信”。那么，协商的过程呢？尤其是协商过程的回应性功能。组织“俘获”技术、“一刀切”绩效排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既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帮助民众解决问题，也没有在政策导向上缓解冲突，事实和价值的双重偏离使数字协商民主可能遭遇回应性陷阱。其三，数字协商民主的起点是数字技术，落脚点是协商民主，根本的宗旨是释放人的活力、实现人的解放。数字协商民主不能被技术、算法、系统所“绑架”。关注点应该在维护民众权利、维护公共利益。数字技术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但重要的是政治结构、过程、行动者、行为和规范对它的影响。
数字协商民主的未来，可以从行为者、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进行思考。在行为者的视角来看，数字协商民主终归是人的协商，协商议题清单、协商程序设置、协商共识形成，都是基于数字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数据信息的有效融合。在组织层面，数字协商民主的未来发展需要关注“去中心化”结构形式，实现集中化与分散化的适度平衡。在制度层面，积极探索包容性的协商制度设计，使不同行为者参与数字协商过程成为现实，并受益于数字协商的成果。在价值层面，数字协商民主应当坚持其直接民主的理想，坚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注重人文导向与技术治理的互动，创造更好的公共价值。以人为依归，民主政治就能够保持它的效力；离开了人本身，民主就可能陷入危险境地。数字协商民主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