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要》具有特别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回应信息社会提出了数字法治政府；二是回应风险社会提出了应急法治建设；三是回应信用社会提出了信用监管的法治化问题，这里面也包括政务诚信建设；四是回应经济全球化提出了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化。

这四个方面是目前现阶段相比较过去阶段，非常“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领域。这种“新”所引发的思考是，这些创新变化只是法治政府建设版图的扩展，还是会带来法治政府建设的结构性变化？根据目前初步梳理，这一变化应该属于结构性更深层次的变化，这需要将来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解读和研究。

经过初步梳理，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定位变化。定位变化是从过去的行政行为法治化变化为政府治理法治化 。过去《纲要》以及其他文件的定位聚焦在行政某一类型行为，本《纲要》明确提出政府治理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需要思考如何定位、解读这一变化。

二、内容重大变化。 “人民满意”进入到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中。从人民满意的角度对法治政府进行评估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人民满意在政府治理过程中通过享有哪些权利予以体现？公民行政法上的权利体系是否也会带来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这需要在内容上考虑人民满意如何在法律上予以体现，如何在权利类型上予以体现。

三、路径变化。过去法治政府建设，地方特色非常鲜明，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地方的突破推动法治，地方是过去法治政府创新的主力军。但是， 目前数字法治政府、应急法治、信用法治、优化营商环境法治等重大创新领域，均并非以一个地方的创新能够推动，更需要从路径上由地方为主力军走向国家为主力军，下一步未来法治政府建设更多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推动。

法治政府建设创新带来上述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梳理。未来可以通过行政法法典编撰研究这一平台，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这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和全国人大2021立法当中提到的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立法安排是完全契合的。

（王万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