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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琴:社会团体登记制度反思

法治政府网| 时间: 2016-10-30 15:38:23 | 文章来源: 北方法学

【中文关键词】社会团体登记,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结社权,法人

【摘要】 中国社会团体管理采取的是双重许可制度,包括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制度。对于前者的批判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后者的反思却尚未开始。社会团体登记中应当包含行政确认的内容,也应当包含行政许可的内容,即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层面来看,社会团体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法人型社会团体层面来看,法人型社会团体的登记属于行政许可行为。澄清这一概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明确从何处改革现有的制度,并提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正视社会团体登记权的边界和限度。

一、问题的提出

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确立了中国独特的社会团体[1]管理制度,即“双重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双重审批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双重许可制度。[2]《条例》中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语,一个是针对业务主管单位的,叫做“批准”,另一个是针对登记管理机关的,叫做“登记”。批准登记制度使大量的社会团体难以获得合法身份,据有关调查显示,除正式登记在册的组织之外,还存在大量未经登记的民间组织,其数量大约10倍于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3]因此,普遍认为批准登记制度是造成中国社会团体合法性身份困境的直接原因。改革的建议是终结这种双重许可制度,其路径是采取废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保留登记管理机关登记制度的办法,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单一制登记办法”。[4]

对于废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笔者是坚决支持的。[5]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社会团体合法性身份的困境仅仅是因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造成的吗?采用“单一制登记办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必然引出对登记管理机关“登记”制度的关注。

“登记”是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广为使用的一个词汇,比如公司登记制度、婚姻登记制度、房屋产权登记制度、户口登记制度等,显然,“登记”行为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联接了起来。在这一联接关系中,登记行为的性质并不一样。一般认为,婚姻登记、房屋产权登记以及户口登记都是行政确认行为,而公司登记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6]那么社会团体登记制度中的“登记”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呢?现在学者们所提出的保留登记管理机关“登记”制度,或者采取“单一制登记办法”的观点中都没有明确地涉及“登记”的定位问题。但是从他们对待《条例》中的社会团体批准登记制度的态度来看,似乎把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看作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

将社会团体“登记”看作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意味着改革的方向是把双重许可制变为单一许可制,这的确大大降低了社会团体获取合法身份的门槛,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行政许可或者是对法律一般禁止的解除,或者是赋予特定人新的权利与资格,[7]无论哪一种,都以设置普遍性禁止为前提,都封闭了公民普遍进入到某一领域的路径,并且与此相呼应,公民一旦进入到设禁领域,必然导致公法上责任的产生。也就是说,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必须经过登记,否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就会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制裁。而《条例》中规定的条件,其中尤其是会员人数和活动资金的要求对于许多社会团体而言就是不必要的,比如秧歌队、老人会、花会、同乡会、联谊会、沙龙、兴趣团体等。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这样的登记制度具有正当性吗?对此而言,批判批准制度是不是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呢?

二、社会团体登记行为:一个必须澄清的概念

“结社是一种自主的、组织化的社会生活方式,结社在人们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公共权力构造的社会关系之外,建构了一种有别于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公共权力关系的社会生活形式。”[8]对于公民结社,在国际法上被看作是一项人权,而追求宪政的国家在国内法上则普遍将其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在法律层面,它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和自由,被称之为结社自由或者结社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明确规定,“人人应有权享有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公民的结社自由被放在了人权体系结构之内。我国亦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解决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问题。从国家公权力对结社自由的态度中自然可以找到其对社会团体的态度,因为社会团体是公民结社的必然结果。毋庸置疑,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公民权利,即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如此。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规定对结社自由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的同时也规定了特定情况下对公民结社权进行的合法性限制,即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者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限制。[9]对于结社权给予必要限制是社会本身所必须,但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应当能够为公民普遍行使,而不应当被普遍限制,即能够行使结社权的应当是普遍的多数,而被限制的应当仅仅是社会中的少数。以行政许可的方式对待结社权的做法则与此完全相反,由于行政许可以普遍的禁止为前提,因此,被限制行使结社权是普遍的多数,能够行使结社权,进入到行使结社权领域之中仅仅是那些达到许可条件的少数而已。显然,以行政许可的方式对待结社权的做法与结社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属性难以吻合。由此分析,我国当前的社会团体登记不应当被确定为一种行政许可行为。并且从公法权利的实践发展来看,以行政许可方式对待公民结社权的思维方式也应当打破。吴玉章教授在《公法权利的实践—结社现象的法学意义》一文中曾指出,我国公法权利实践的最重要特点是,它是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权利,是需要行政权力提供保护的权利,因此“约束行政权力,改变目前这种权利依附于权力的现状,并使之成为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就成为权利实践未来发展的大致方向”。[10]通过行政许可限制权利行使的方式是对公民公法权利的最大约束,是导致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形成依附关系的最重要的制度方式之一。公法权利的实践发展要求必须改变现有的公权力过度依赖于行政许可的思维模式。

社会团体登记并非简单的行政许可行为,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

社会团体登记较之于其他类型的登记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它不仅关联着公民的结社自由,而且还关联着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对于社会团体登记行为的性质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公民结社自由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公民结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除了为维护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者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国家公权力可以介入到公民结社的空间之外,公民结社更多地属于私人自治领域的事务,公民可以自由地行使这种权利;另一方面,公民通过结社所形成的社会团体在现代社会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它包含了自愿、非政府、非营利等方面的特征。这种社会团体在内部管理和外部行为方面与政府组织以及市场组织之间都存在着重大区别,人们是否选择与这种社会团体发生关系,发生怎样的关系,有赖于对这种组织相关信息的了解。由于现代社会中活跃的各类组织数量巨大,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来获知某些社会团体的相关信息显得特别困难,因此要实现对相关信息的了解需要动用国家的公权力,国家公权力则可以采取行政确认的方式来确认社会团体的性质,向社会公示相关的信息。而这些组织是否愿意以其特有的社会团体身份与社会发生关系则属于其自由的选择,公权力对此不应强加干预,因此,社会团体是否申请确认不会带来公法上不利的后果。另外,由于社会团体具有非营利的性质,各个国家一般都会给其某些方面的税收优惠,确定是否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首先要确定社会团体的身份,因此也需要与这一制度相关的行政确认。当然,社会团体是否愿意享受税收优惠也与其自由意志相关,国家权力不得强迫。

在公民结社自由的层面上分析社会团体登记,它必然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与此相关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结社自由先于行政确认,它并不是因为行政确认才使公民享有的;第二,行政确认并非结社权的必要条件,即国家公权力对于未经确认的社会团体没有制裁权;第三,以行政确认的方式对待公民结社权必然引出在税收方面给予社会团体的优惠制度。

其次,从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来看,社会团体是否可以获得独立的民事权利并独立承担民事义务,主要看其是否获得了法人的法律地位。法人型社会团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而非法人型社会团体则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能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社会团体登记必然涉及到将社会团体登记为法人型还是非法人型的问题。由于法人型社会团体与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相关,在民事交往活动中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在法律层面必然关涉其承担的条件、承担的能力等问题。这意味着成立法人型社会团体与行政许可有必然的关联性。如果不采用许可方式对是否获得法人主体资格设定标准,尤其是在资金方面的标准的话,所有意图与其发生关系的第三人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其中潜藏着公共秩序的安全问题。因此,需要采用许可方式普遍性限制公民直接组成法人型社会团体,对于符合条件的则解除禁止,准许其以法人名义对外活动。而就非法人型社会团体来说,其本身不具备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非法人组织承担的是无限责任。由于其不涉及第三人安全问题,国家权力采用行政许可方式没有合法的依据,因此,对于非法人型社会团体不应当采用行政许可手段进行限制。

在社会团体法律地位层面上对法人型社会团体进行登记显然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它包含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行政许可设置了普遍性的禁止,因此社会团体是否享有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发生在行政许可之后;第二,行政许可要对普遍性的禁止设置解禁条件,解禁条件与社会团体是否有能力承担有限责任有关;第三,行政许可制度所包含的普遍性禁止的含义决定了违反行政许可的条件而进入到相关领域必然会带来制裁性的后果。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团体登记中应当包含行政确认的内容,也应当包含行政许可的内容,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涉及不同角度的认识。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层面来看,社会团体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从社会团体登记的类型来看,法人型社会团体的登记属于行政许可行为。

三、社会团体登记制度重构之路径选择

我国现有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没有区分法人登记和结社权意义上社会团体登记的内在差别,采用了单一的许可方式,把大量非法人型社会团体排除在合法性之外,这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培养来讲无疑是巨大的障碍性因素。排除这一障碍性因素则需要对我国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进行重构。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在重构过程中可选择以下两条路径:

其一,把对社会团体的确认和法人资格的许可融合在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行为之中。

这种方式是保持现在登记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其内涵发生实质性改变。根据这一思路,我国社会团体登记制度发生以下变化:第一,社会团体可以采取非法人的方式生存,不以法人身份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不产生公法上的效力,而仅仅产生私法上的效力,即在民事交往活动中承担无限责任;但是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法人型社会团体则必须向登记机关登记,获得允许,否则将会受到公权力的制裁。也就是说,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并不受公权力的限制,只是公民结社为法人型社会团体的类型受公权力的干预。这一设计的结果是,《条例》第35条关于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并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应当修改为:未经登记,社会团体擅自以法人名义进行活动,或者假冒法人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并处行政处罚。第二,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确认社会团体的性质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方式是直接进行分类登记,在确认社会团体的同时,确认社会团体的类型,并赋予某些类型的社会团体通过确认获得自动免税的资格,而不必再另行申请。英国非政府组织的税收管理模式为这一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英国,‘以慈善为唯一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换言之,非政府组织获得慈善地位,就获得了免税地位。……大部分慈善团体必须向慈善委员会登记。在慈善委员会登记是国内税务局承认其拥有慈善团体身份的有力证据。”[11]我国的社会团体登记也可以考虑明确哪些类型的社会团体可以享有税收优惠,享有怎样的税收优惠,在登记时可以采取分类登记的方式对此加以明确。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登记仅笼统地确认社会团体的性质,至于属于何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则不作确认。如果社会团体想要获得免税资格则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申请,而不能自动获得。

这种登记模式对社会团体登记持鼓励的态度。在这种模式中公权力也希望把社会团体纳入到其正式登记的范围之内,以利于管理,但是它并不采取简单的惩罚方式进行限制,而是采取鼓励的方式积极地推动社会团体进入到国家权力的视野中。因此,该模式一方面保护了公民的结社权,另一方面又能够有效监控那些大的在社会中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团体,并且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它在形式上并未改变原有登记制度的框架。

其二,在法人型社会团体的许可登记制度之外增设社会团体的备案登记制度。

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许多地方尝试设立的备案登记制度,但是在利用之前必须厘清备案登记的含义,并改造现有的备案登记制度。备案登记制度一度以来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地方制度中的有益尝试。湖北省曾接受民政部的委托草拟了《基层社团备案管理暂行规定》。但是在地方普遍设立起来的备案登记仍然沿用了《条例》中社会团体登记的思路,把备案登记也看作是一种行政许可。分析湖北省草拟的《基层社团备案管理暂行规定》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其中规定:“未经备案擅自以基层社会团体名义活动或被撤销备案后继续以基层社团名义活动的,即为非法民间组织,由民政部门予以取缔,并视情节追究经济、刑事责任。”相关的解释明确指出:“对基层社团实施备案,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赋予其组织资格的行政许可行为。”[12]由此可见,备案登记制度只不过是现有许可制度的另一种说法,是许可制度的翻版而已。虽然备案登记制度大大降低了社会团体准入的门槛,对于非法人型社会团体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登记被看作是一种许可,其中所传达的信息仍然是对公民结社的普遍限制。因此,必须打破对社会团体进行行政许可的思路,采取行政确认的方式。这意味着在利用备案登记制度时,主要利用其与现有的法人型社会团体许可登记制度相衔接的思路,改造其定位为行政许可的内容。

这种方式要求在设立法人型社会团体时必须进行申请,获得相关管理部门的许可后方有合法性身份。而设立非法人型社会团体是否申请备案登记,则取决于社会团体的意愿,其并非是取得社会团体身份的必经程序,因此不申请备案登记,也不会带来公法上的惩罚性后果。与备案登记相配套的制度主要表现在税收制度上,可以规定只有被确认为社会团体身份的组织才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税收优惠。或者可以更加严格地规定,通过备案登记获得社会团体资格的确认是获得法人型社会团体身份的必要条件。通过这些措施鼓励更多的社会团体进入到正式备案登记的范围内,以便于国家权力对社会团体发展动态的了解。这一设计的结果是,一方面改变《条例》第35条的规定,仅对法人型社会团体不经许可擅自以法人身份进行活动的行为给予公法上的惩罚;另一方面要求改变现在的备案登记制度的实质,即从制度上明确备案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公民结社组成社会团体是否申请国家公权力的确认完全取决于公民的自由选择,不能以公法方式强制要求。

与前一种模式相比,增设社会团体的备案登记制度也就是增加了对非法人型社会团体的关注,彰显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生活空间的渗透,对于非法人型社会团体,国家也试图将其纳入到其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当然国家公权力的渗透只要不是建立在普遍禁止的基础之上,不妨碍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还是具有正当性并可以被接受的。

四、社会团体登记权的限度

社会团体登记权包含了行政确认权和行政许可权的内容,这两种权力都具有国家公权力让人担忧的一些特性,其中尤其涉及公权力的扩张性所带来的侵占公民权利空间的问题。托克维尔曾经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的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机将不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的危机。”[13]因此,给社会保留足够的必要的自治空间,让社会团体发挥其对于整个社会的积极作用,这不仅仅是公民权利的福音,而且也是国家健康和谐有序发展的基础。依据这一思路,就必须给予行政确认权和行政许可权的行使确定必要的限度,划定这些权力运行的必要的边界,保证它们在其应有的轨道内运行。

(一)公民基本权利视角下社会团体登记权的限度。行政确认制度与行政许可制度是根据国家公权力规制对象的性质设置的。国家公权力进入公民结社领域也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由于社会团体登记权包含了行政许可权和行政确认权的内容,因此,把这两种权力区分开来就显得非常重要,不可将二者混用,或者以一种权力代替另一种权力:在公民是否行使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问题上,确立行政确认制度,不可以行政许可代之;而在公民行使结社权是否组成法人型社会团体问题上,确立行政许可制度则是可接受的。

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制度中关键的环节是明确行政确认的条件和行政许可的条件,必须根据其与公民结社权的关系予以确定,不得随意设定,也不得借此限制公民结社权的范围和空间。行政确认主要针对的是公民结社权的权利本性确立确认条件,因此,结社权本身应当具备的特征是指引这些条件的依据。通过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包含了公民自愿性特征、群体性特征以及非营利性特征,行政确认的条件即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设计。如果超越这些方面的考虑,则显然构成对公民结社权的过度干预。行政许可则主要以公民行使结社权是否构成法人为对象,因此,许可的条件可以以法人的要求为依据来设定,在确立法人的身份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就突出起来,因此,与此相关的社会团体的内部结构形式、启动和活动经费等问题就应当成为设定的具体条件。但是如果不考虑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特殊性,设置与市场主体同样的准人条件,则意味着对社会团体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二)国家权力属性条件下社会团体登记权的限度。认识国家权力的属性必须从其来源人手。由于国家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国家权力也并非其本身所固有。近代以来,国家权力被关注的基本点即在于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在探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人民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被联结在了一起。尽管学者们对于人们如何把他们的一部分权力转让给国家的认识路径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但是关于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建诸于人权基础上的观点已获得普遍的认同。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权力中所包含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增进公民福利的属性便彰显了出来。因此,在此种国家权力属性下,国家权力应当形成与公民保持平等的服务型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管理的模式,而那种纯粹为了权力管理的可控制性、便利性以及效率性的目的而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型模式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正当性依据。这意味着,国家权力不应当过多侵入到公民自治范围空间,即使被国家权力认为存在一定风险的公民结社权的行使,国家权力也应当保持其宽容克制的态度,在设置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制度时,不任意设定条件,抬高门槛。同时,依据民主宪政国家中国家权力的属性,也意味着国家权力设置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制度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和培育社会团体的发展;国家权力也不得利用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制度干涉社会团体的内部事务。社会团体的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和策略、内部治理等内容属于社会团体的内部事务,与国家公权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与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相联的监督管理机制不能随意介入其中,这是基于国家权力的属性而给国家权力划定的界限。

(三)法治框架下社会团体登记权的限度。社会团体登记必须在依法行政的框架下设定和运行,其中包含了从法治角度对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的规制。对于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应当设定一般性标准,法律的标准和条件应当根据公民结社权的本质和国家权力的属性来设计,而不应当因人而设,因此,在法治框架下,对于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应尽量缩减其自由裁量的空间。就行政确认来讲,只要符合确认条件,就应当给予确认,没有太大的裁量余地;就确定社会团体的法人主体资格的行政许可而言,它并不属于有总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类型,因此,确定清晰明确的许可条件并对满足许可条件的社会团体给予许可,这必将会减少国家权力利用自由裁量权随意限制社会团体成立的可能性。同时,程序法定也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法律中设置公正的程序,不仅有助于制约权力的滥用,而且有助于实现正义的目标。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制度中也应当设计相应的程序,在程序中应当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并应当为公民提供在其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获得救济的程序。

【注释】

[1]有许多名称与社会团体相对应,如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等,它们内涵大致相同,但现在国内尚无统一的叫法。本文选择社会团体这一名称主要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为了在分析《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时有明确的分析对象。

[2]使用“审批”的说法可参见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4期,第62页。使用“许可”的说法可参见2008年5月13日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请求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第1款、第6条第2款和第9条的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书》,载中国公益法网:http://www.dfpilaw. org/show_news. asp? id=1169&classid = 5&boardid = 23,访问时间:2009年11月19日。审批和许可其实表达了同样的含义,为了行文的方便以及与现有行政许可法对应,本文在下文中一律使用行政许可。

[3]参见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4]李凡:《改革社团管理,时候到了》,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5日,第31版。文中指出单一制管理办法就是公民要成立社会组织,需要清楚申明成立组织的目的和活动宗旨、组织内部管理和运作的规定、组成人员的身份证明、活动场所、活动方式和资金来源等。随后,就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而不必再由某机关作业务主管部门。

[5]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请求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第1款、第6条第2款和第9条的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书》中有比较详细的关于废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的分析。其中提出,《条例》关于“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相关规定违反了《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行政许可的要求;《条例》关于“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相关规定,极大限制了宪法上公民结社权利的行使;双重许可制度的实施造成了社会团体的合法性困境,同时使《条例》严重缺乏法律实效等,对于这些分析,笔者是完全赞同的,因此在本文中不再展开对批准制度的批判。具体论述可参见前引[2]《关于请求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第1款、第6条第2款和第9条的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书》。

[6]学界对公司登记行为的性质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登记是行政许可;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登记是行政确认。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与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不过,行政许可说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也对此持赞同意见。

[7]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许可分为一般许可和特别许可两种类型,一般许可首先涉及由法律设置一般性的禁止,然后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人解除法律上的一般禁止;特别许可则是为特定人设定新的权利和资格的行为。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84页;胡建森:《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胡敏洁:《特许、行政法与规制工具》,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8]刘培峰:《结社自由及其限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9][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毕小青、孙世彦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80页。

[10]吴玉章:《公法权利的实践—结社现象的法学意义》,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11]褚松燕:《中外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12]李晴、商木林、黄明兵:《基层社会团体备案制度探讨》,载《学会》2007年第2期。

[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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