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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茂辉、周红星:论矿业权转让行政审批的法律本质——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

| 时间: 2019-03-24 22:55:30 | 文章来源: 《法学论坛》2019年第2期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研究》(15ZDB17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屈茂辉(1962-),男,湖南新宁人,法学博士,湖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自然资源法学;周红星(1992-),男,湖南武冈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自然资源法学。

  [1]依传统民法,探矿权、采矿权合称为矿业权。该行政法规同时规定,“不准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说明理由。”

  [2]参见佚名:《矿业权转让合同如何生效》,载《国土资源导刊》2013年第7期;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光喜、刘庆鑫采矿权纠纷一案”,(2012)内民一终字第32号。其理由在于矿业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所签合同未办理批准手续,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该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

  [3]采取“有效说”的学者主要有:蔡立东、李晓倩:《行政审批与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政法论丛》2011年第5期;蔡立东:《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蒋文军:《论行政审批对特定财产权利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基于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视角》,载《中国合同法论坛论文汇编》,2010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议论文集(未正式出版),第101-123页。

  [4]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9条中将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认定为未生效合同。笔者认为,传统民法理论中并没有未生效合同这一理论,而且在《合同法》中,也没有相应的规定。《民法总则》也没有将未生效的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由此可见,未生效法律行为(合同)的法律基础极值研讨。

  [5]参见杨永清:《批准生效合同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

  [6]秦鹏、祝睿:《未经行政审批之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裁判实践与应然路径》,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

  [7]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7-403页。

  [8]根据《宪法》第9条、《物权法》第46条和《矿产资源法》第3条的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9]《矿产资源法》第16条。应当指出的是,《矿产资源法》对于探矿的行政许可着墨极少。

  [10]关于探矿权、采矿权取得的方式在《矿产资源法》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只有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有着比较详细的规定,这一规定将矿业权的出让分为申请、招标、拍卖等方式。

  [11]参见《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5条。

  [12]参见孙宪忠:《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

  [13]参见王克稳:《行政许可中特许权的物权属性与制度构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14]《物权法》第31条。

  [15]《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的实施可以认为是将矿业权落实为用益物权的重大举措。

  [16]此处所言的有权行政机关,是指《转让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的“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17]《转让管理办法》第8条。

  [18]参见《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第2款。

  [19]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20]为行文方便,本文在不同语境中分别使用“合同批准生效”与“合同审批生效”,二者的语义实际相通。

  [21]如吴光荣:《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载《法学家》2013年第1期;杨永清:《批准生效合同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汤文平:《批准生效合同报批义务之违反、请求权方法与评价法学》,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22]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还没有采用物权的概念,采用的是“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物权概念及其理论的广泛接受还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23]第3条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24]第10条第3款: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经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25]第20条:股权转让协议和修改企业原合同、章程协议自核发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之日起生效。

  [26]《合同法》中共有17个条文规定了行政法规的效力,具体有第7条、第10条第2款、第36条、第38条、第44条第2款、第52条第(5)项、第77条第2款、第87条、第96条第2款、第127条、第132条、第172条、第173条、第276条、第312条、第355条、第364条。

  [27]《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2006年10月)中是规定有区分规则的,但第七次审议稿(2006年12月)删除了该条文,200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审议的草案中又恢复了该条文。

  [28]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仅对《矿产资源法》第39条、第40条、第41条、第43条、第44条、第48条等做了修改。

  [29]依《民法总则》的规定,可变更的民事法律行为已经不再是意思表示瑕疵的民事法律行为之一。

  [30]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这一理由反而更加印证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倾向于将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只是限于其职权不能正面予以规定。

  [31]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09页。书中谈到,在解释起草过程中,针对矿业权转让申请报批前的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曾经提出两种思路和方案。论者更认可“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但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批准,矿业权不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的方案。

  [32]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33]参见刘贵祥:《论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以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为线索》,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34]参见秦鹏、祝睿:《未经行政审批之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裁判实践与应然路径》,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

  [35]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36]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

  [37]参见陈金钊:《实质法治思维路径的风险及其矫正》,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38]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39]在此,也许会有人质疑为何法院不裁判履行报批义务的当事人直接履行报批义务。笔者认为,既然一方不愿意履行报批义务,其根本目的在于不愿意转让其矿业权,所以判决其履行报批义务有违当事人的意志,可以判决其承担包括履行利益的损失以保护守约一方的利益。

  [40]当然,如果没有经过审批的原因在于其中一方提供虚假材料等事项,法院可视具体的案件情形予以判决,在此仅探讨不履行报批义务所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

  [41]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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