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参见陈传宗：《论行政法上承诺》，《宪政时代》1980年第3期，第60-61页。

[2] See Deborah H.Paul,“The Source of Tax Complexity: How Much Simplicity Can Fundamental Tax Reform Achieve?”,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Vol.76, No.1(1997),pp.153-154.

[3] 譬如，参见陈爱娥：《行政立法与科技发展》，《台湾本土法学杂志》1999年第5期，第94-98页。

[4] 譬如，参见注1，第57-58页。

[5] 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3条规定：“海关可以根据对外贸易经营者提出的书面申请，对拟作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预先作出商品归类等行政裁定。”

[6] See Rogovin, “The Four R’s: Regulations, Rulings,Reliance and Retroactivity:A View from Within”, Taxes, Vol.43, No.12(Dec.,1965),pp.763-764.

[7] 譬如，参见[德]哈特穆勒·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7页。

[8] 譬如，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5页。

[9] See Yehonatan Givati, “Resolving Legal Uncertainty: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Advance Tax Rulings”, Virginia Tax Review, Vol.29,No.2(Jul.,2009),pp.144-146.

[10] 譬如，在税法上，参见朱大旗、姜姿含：《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理论基础与本土构建》，《法学家》2016年第6期，第124页；刘磊、熊晓青、周妍：《事先裁定制度研究》，《税务研究》2012年第9期；又如，在海关法上，参见张红：《有关海关裁定行为的理论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1] 譬如，在比较法上，一般认为行政事前答复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先例效力。但是，我国《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却规定：“海关作出的行政裁定自公布之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统一适用。进口或者出口相同情形的货物，应当适用相同的行政裁定。”

[12] 譬如，201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6条最终未被采纳。

[13] See Ronald M. Levin, “Administrative Law Pragmatism”,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 Policy, Vol.37, No.1(2011),pp.227-236.

[14] 这集中体现在一种被称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全新观念中。第一代行政程序的调整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与司法过程类似；第二代行政程序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立法，与国会立法类似；第三代行政程序的调整对象是公共政策，它将公共政策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它通过灵活性、非正式性、公众参与等方式以区别于前两代行政程序。See Javier Barnes, “Towards a Third Gen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Susan Rose-Ackerman and Peter L.Lindseth (ed.),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Massachusetts:Edwar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pp.336-356.

[15] See Timothy Wu, “Agency Threats”, Duke Law Journal, Vol.60, No.1(May,2011),p.1848；Timothy Wu：《行政告诫》，熊樟林译，《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6-144页。

[16][美]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毕洪海译，商务应书馆2009年版，第54-55。

[17]参见王柱国：《依法行政原则之“法”的反思》，《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魏胜强：《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评析》，《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

[18]孟德斯鸠曾说法官只是法律的嘴巴（the mouth that pronounces the words of the law，mere passive beings，incapable of moderating either its force or vigor）。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版，第163页。

[19] 德国《基本法》第 80 条规定：“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州政府可经法律授权颁布行政法规。”

[20]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4页。

[21] 美国联邦《宪法》第 1 条第 1 项规定：“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均属于参议院与众议院所组成的美国国会。”

[22] 参见熊樟林：《裁量基准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一种比较法上的反思与检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3期，第23页；关于介绍美国非立法性规则的近期文献，See John F. Manning,“Nonlegislative Rules”,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Vol.72,No2.(Oct.,2004), pp.893-945.

[23] “对于现实来说，思想总是迟到的”。包万超：《行政法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页。

[24] Jerome Frank, Law and The Modern Mind, Anchor Books, 1963,p.13.

[25] 同注15，Timothy Wu文；注15，Timothy Wu文，第144页。

[26][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7] Karl N. Llewellyn, The Case Law System in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84.

[28] 同注13，第235页。

[29] Tony Prosser, “Towards a Critical Public Law”, Journal of Law & Society, Vol.9, No.1, (Aug.,1982), p.4.

[30][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李凌波、石红心、晏坤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2页。

[31] Kenneth Culp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 2d ed., vol.1, San Diego,1978, p.14.

[32] 同注13，第229页。

[33] See Todd D. Rakoff, “The Choic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Modes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Vol.52,No.1(Winter,2000),pp.159-170;Takehisa Nakagawa,“Administrative Informality in Japan: Governmental Activities Outside Statutory Authoriz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Vol.52,No.1(Winter,2000),pp.175-210.

[34] 参见注15，Timothy Wu文，第1857页；注15，Timothy Wu文，第144页。

[35]See Thomas McGarity, “Some Thoughts on Deossifying the Rulemaking Process”, Duke Law Journal, Vol.41,No.6(Jun.,1992), p.1393.

[36] 关于较早的研究文献，See Gerald G. Portney, “Letter Rulings:An Endangered Species?”, Tax Lawyer,Vol.36,No.3(1982),pp.751-758；James P.Holden & Michael S.Novey, “Legitimate Use of Letter Rulings Issued to Other Taxpayers-A Reply to Gerald Portney”, Tax Lawyer, Vol.37,No.2(1984),pp.337-356.

[37] 譬如，日本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对此有所呼吁。参见[日]金子宏：《租税法》，蔡宗羲译，台湾地区“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84页。

[38] 哈佛大学的Yehonatan Givati教授认为，这可能与税法上法律不确定性更为严重存有关联。同注9。

[39]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2页。

[40] 参见注36 ，James P.Holden & Michael S.Novey文，第338页。

[41] 参见注6,第767页。

[42]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2页。

[43] See Wing v. Commissioner, 81 T.C. 17, 27 (1983) .其认为税务裁定是解释性规则的典型类型。

[44] See Dale F. Rubin, “Private Letter and Revenue Rulings: Remedy or Ruse?”, Northern Kentucky Law Review, Vol.28,(May,2000),pp.52-53.

[45]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2页。

[46]Stephan Eilers & Martin Schiessl, Advance Rulings in Germany,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Fiscal Documentation, 2000, p.456.

[47]《德国租税通则》第204条规定：“为过去而调查并与调查报告中加以叙述之事实，在税法上将为如何之处理，其认识对租税义务人之业务措施具有重要性时，稽征机关在实地调查后，得基于申请，对租税义务人作成有拘束力之承诺。”《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226页。

[48]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8条第（1）项规定：“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以后作出特定行政行为或不作为的许诺，需要有书面方式方位有效。”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49] 参见张藏文：《税务预先核释机制之研究——兼论的德国税法上承诺》，台湾中原大学财经法律学系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0页。

[50] 参见陈爱娥：《行政处分的对外效果、“保证”与行政罚的责任条件——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四〇八一号判决评释》，《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0年第15期，第90页。

[51] 同注1，第61-62页。

[52] 参见注46，第458页。

[53] 李介民：《税法上非正式行政行为之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4页。

[54] 同注1，第62页。

[55] 同注20，第135页。

[56] 同注20，第135页。

[57] 参见505 F.2d 350(D.C.Cir.1974).

[58] 参见522 F.2d 284(6th Cir. 1975).

[59]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3页。

[60] 参见注46，第458页。

[61] 同注1，第81页。

[62] See Wilfried Fiedler, Funktion und Bedeutung öffentlich-recntlicher Zusagen im Verwaltungsrecht, 1977.S.86.转引自注53，第222页。

[63] I.R.C.§6110(j)(3).

[64]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General Explaination of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76, 94th Cong., 2d Sess.,309(1976).转引自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4页。

[65] 同注53，第230页。

[66] 同注46，第458页。

[67] 同注44，第54页。

[68] 参见注36 ，James P.Holden & Michael S.Novey文，第346页。

[69] See Commercial Bank N.A. v. United States, 93 F.3d 225, 230 (6th Cir. 1996).

[70] 参见注44，第56页。

[71] 同注20，第133页。

[72] 同注20，第135页。

[73] 参见江必新：《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第39页。

[74] 万曙春：《海关行政裁定的行为性质辨析》，《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22页。

[75] 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二）》，元照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76] 袁文峰：《论行政承诺型式化》，《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8期，第59页。

[77] 吉雅、贾志敏：《附款行政行为探略》，《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页。

[78] 同注49，第64页。

[79] OECD, Tax Administration in OECD and Non-OECDCountries:Cpmparative Information Series(2008),p.133.,http://www.oecd.org/tax/forum-on-tax-administration/publications-and-products/comparative/CIS-2008.pdf，2018年8月17日访问。

[80] 张烨：《我国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构建》，华东政法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81] 参见注36 ，James P.Holden & Michael S.Novey文。

[82] 参见注6,第767页。

[83]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

[84] 参见注46，第459页。

[85]《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227页。

[86] 参见张红：《有关海关行政裁定行为的理论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54-55页。

[87] 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04页。

[88] 同注49，第64页。

[89]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4页。

[90][日]金子宏：《租税法》，弘文堂2002年版，第111-112页。转引自张哲玮：《税务预先核释制度现况分析与检讨》，《中正财经法学》2014年第8期，第217页。

[91] 张哲玮：《税务预先核释制度现况分析与检讨》，《中正财经法学》2014年第8期，第194页。

[92] 同注44，第51页。

[93] 同注91，第217页。

[94] 同注64。

[95] See 77 T.C. 1246,1252 n.12(1981).

[96] See 452 U.S. 247(1981).

[97] 656 F.2d 659,660 n.3(Ct.Cl.1981).

[98] 同注75，第98页。

[99] 参见注7，第220页；注75，第94-95页。

[100] 参见程明修：《论暂时性行政处分与行政程序法之修法建议》，《东吴法律学报》2014年第1期，第57页。

[101] 同注100，第62页。

[102] 陈清秀：《暂时性行政处分——以德国立法例既学说实务见解为中心》，《月旦法学杂志》2012年第6期，第158页。

[103]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104] 同注8。

[105] 参见注91，第193页；陈清秀：《税法总论》，元照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302页。

[106] 同注49，第110页。

[107] 刘芳：《贸易便利化下的海关行政裁定制度研究》，复旦大学法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

[108] “我国具体行政行为与德国行政法上传统的行政处分概念的内涵相当。”周伟：《法律效果不是行政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5页。

[109] 同注91，第193页。

[110] 同注49，第88页。

[111] 参见牛桐华、侯永策：《浅议海关商品预归类制度》，《中国海关》1998年第3期，第18页。

[112] 参见彭思群：《九龙海关试行商品税号预归类办法》，《中国海关》1994年第8期，第26页。

[113] 所谓预约定价制度（Advance Price Agreenre, APA），即纳税人事先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内部交易与财务收支往来所涉及的转让定价方法向税务机关报告，经审定认可，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依据，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对转让价格进行调整的一份协议。参见李国生：《预约定价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展望》，《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0页。

[114] 参见罗忠：《预约定价制度及其在我国的适用之研究》，苏州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115] 同注86，第51页。

[116] 高阳：《中国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技巧与制度完善》，《涉外税务》2012年第9期；

[11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16）》，2017年10月8日发布，第19页。

[118] 同注10，朱大旗、姜姿含文，第123页。

[119]Bernard Schwartz, “Some Crucial Issu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Tulsa Law Journal, Vol.28,No.4(Summ-er,1993), p.793.

[120] 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定位，将会扩大行政事前答复结果的受众范围，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这个从个案扩至通案的过程，将会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也将会从整体上打消行政机关的积极性。

[121] 依据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一系列与行政处分法律效力有关的规则同样适用于类似行政事前答复的保证，这其实是对保证行政处分性质的间接承认。对此，德国公法学界也不置可否。参见注7，第215-216页。

[122]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8条非但在第（1）款中首先就行政事前答复的基本形式直接作出了规定，而且，立法者还在第（2）款中对于当事人听证以及其他官署或委员会的参与程序做了通盘性的程序布置。参见注48。

[123] 同注10，朱大旗、姜姿含文。

[124] Colin S. Diver, “Policymaking Paradigms in Administrativ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95, No.2(Dec.,1981),p.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