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权利与政治研究”(项目号12JJD820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范进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99页。
　　[2]葛洪义：《法治中国的逻辑理路》，《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付子堂：《法治中国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周叶中：《法治中国内涵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郑成良：《法治中国的时空维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夏锦文：《法治中国概念的时代价值》，《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杨清望：《论法治中国概念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姜明安：《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杨春福：《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探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黄文艺：《对法治中国概念的操作性解释》，《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陈云良：《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可走的四条捷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孙笑侠：《法治中国的三个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张文显：《法治中国的前沿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张文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马长山：《法治中国的建设与出路》，《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周叶中、庞远福：《论“法治中国”的内涵与本质》，《政法论丛》2015年第3期；王旭：《“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马长山：《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略》，《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公丕祥：《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中的法治中国建设》，《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谢红星：《习近平的“法治中国”：释义、构成及创新》，《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等等。
　　[3]郭道晖、韩大元、陈金钊等教授提到过这一观点，但在理论逻辑上未充分展开讨论(参见前注[2]，韩大元文；陈金钊：《“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东方法学》2014年第4期；郭道晖：《法治新思维：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4][德]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5]同前注[2]，韩大元文。
　　[6][美]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李茂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2页。
　　[7]同前注[2]，韩大元文。
　　[8][美]布雷恩·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9]“Declar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reprinted in Washington Post,9 June 1984.
　　[10]Mugabe, Told He has Lost Moral Right to Govern, Independent,1 August 2002.
　　[11]Robert Cordy, Gulags Give Way to the Rule of Law, Boston Herald,18 November 2002.
　　[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19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5日第1版。
　　[13]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载《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4日第2版。
　　[14]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15]同前注[13]，王毅文。
　　[16]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17]《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1页。
　　[18]王杏芳主编：《联合国春秋》，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
　　[19]参见孙平华：《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2-65页。
　　[20]同前注[13]，王毅文。
　　[2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22]老子在《道德经》指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8章)、“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第66章)、“不争之德，古之极”(第68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
　　[23]《易经·乾卦》。
　　[24]同前注[21]，第43页。
　　[25]参见[美]汉斯·摩尔根：《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26]《春秋·文子》。
　　[27]同前注[8]，布雷恩·Z·塔玛纳哈书，第4页。
　　[28]陈金钊也指出：关于“法治中国”的思索，使我们找到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上位概念(参见前注[3]，陈金钊文)。
　　[29]《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30]事实上，人民依法治国的范围不止这两项，还包括依法立法、依法司法、依法治军，等等。
　　[31]2012年12月8-10日，习主席就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次到战区部队视察。视察中，他反复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l/2017/0918/c64387-29542960.html)。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2015年2月，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决定》强调，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
　　[32]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杂志2015年第1期。
　　[33]黄文艺认为：加强依法执政，建设法治政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不仅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还要自觉把执政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把自己建设成为法治政党(参见前注[2]，黄文艺文)。
　　[34]同前注[2]，韩大元文。
　　[35]同前注[2]，韩大元文。
　　[3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2月23日)，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37]《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38]韩大元教授认为：“法治中国”的提出在当下的中国有其政治与社会意义，但它毕竟不是法律命题也不具有规范的依据，自然对国家生活的约束力是有限的，也不能夸大其界限与功能，推动“法治中国”的发展，必须回归宪法文本，以“法治国家”的宪法规范为基础，进行话语体系的转换，使之具有明确的法律与学术意义(参见前注[2]，韩大元文)。
　　[39]据笔者所查，习近平近五年以来的讲话中，仅四次提及“法治中国”，第一次是在2013年1月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第二次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第三次是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第四次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40]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xianfa/2010-04/14/content_1567091.htm。
　　[41]Grey, The Constitution as Scripture,37 Stan. L. Rev.1，3(1984).
　　[42]Attanasio, Everyman, s Constitutional Law: A Theory of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72 Geo. L. J.1665,1711(1984); see also A. Miller, Constitution and Court as Symbols,46 Yale L. J.1295-1296,1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