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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学:论宪法全面实施

范进学| 时间: 2020-12-01 20:01:47 | 文章来源: 《当代法学》2020年第5期


论宪法全面实施



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内容摘要】宪法全面实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它要求从宪法序言到宪法正文,从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到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范确立的所有内容,在主权管辖的空间区域内,都必须得到切实的实行。宪法全面实施涉及其途径与方法,在我国,全面实施宪法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包括法律实施、宪法监督、宪法解释、宪法运用、政治动员与宪法遵守等六种。判断宪法是否全面实施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实宪法本身的规定与要求。


【关键词】宪法;宪法全面实施;实施方法;评价标准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全面实施是宪法生命与权威之源。自2002年12月4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分别在首都和杭州纪念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以来,“全面实施宪法”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件所反复确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应当说,宪法全面实施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如何准确理解与把握宪法全面实施的内涵?宪法全面实施的路径与方法及评价宪法全面实施的标准是什么?诸多问题尚不清晰,故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初步讨论,请方家指正。


一、宪法全面实施的内涵


宪法全面实施,顾名思义,即是从宪法序言到宪法正文,从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到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与确立的所有内容,在主权管辖的空间区域内,均须得到切实实行。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宪法文本内容的全部实施。我国现行宪法包括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四章,总143条,计13000多字。宪法全面实施,应理解为《宪法》所规定的全面内容皆得以实施。我国宪法毕竟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而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最终成果则集中体现于宪法所规定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以及宪法确立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范之中。归结起来,现行宪法规定了我国的根本任务即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宪法规定了基本原则即党的领导、宪法至上、人民主权、民主集中制、法治、人权保障等;宪法规定了我国根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宪法规定了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自然资源与土地制度、财产保护制度、经济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卫生制度、文化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行政区划制度、“一国两制”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制度、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审判制度、检察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国家主席制度等基本制度。《宪法》所规定的上述内容,无论是序言还是正文,只有每一项内容都得以实施,才能被视为宪法的“全面”实施。

第二,主权空间内的全面实施。任何国家制定的宪法都是基于主权管辖领域之内的实施。我国主权范围管辖是“两岸四地”:台湾海峡两岸与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鉴于国家还未完全统一,我国《宪法》除了暂未在台湾地区实施外,大陆、香港、澳门三地必须全面实施宪法。按照宪法,大陆与港澳地区分别实行“一国”之下的“两制”: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在遵循“一国两制”的宪法制度之下全面实施宪法。宪法能否在香港与澳门全面实施,是关乎国家主权问题。由于基本法是宪法关于“一国两制”制度法律化的具体载体,因此,在特别行政区,除了《宪法》本身实施外,全面实施基本法就是间接地全面实施宪法。

第三,宪法主体的全部实施。宪法全面实施,意味着凡是负有宪法实施职责的所有主体都必须严格实施宪法。依照宪法序言与宪法第5条之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是宪法实施的主体,所有上述主体都必须遵守宪法、保证宪法实施,只不过基于它们各自的职责与功能不同,决定了各自实施宪法的方式各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完备的法律直接实施宪法;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间接实施宪法;其他国家机关通过严格、公正执法或司法间接实施宪法;社会团体或组织则通过遵守宪法而实施宪法。在我国,人民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主体,即人民始终以最终监督者的身份推动宪法的全面实施。对此,卡尔.施密特指出:人民在制宪后,就作为一个无定型、无组织的实体,但他们仍立于在宪法法规之旁。美国学者克莱默指出:一旦人民从政治舞台消失并把权利保障的任务完全委托给政府,他们很快会发现宪法就是一张废纸;如果没有人民积极参与制宪及其实施,宪法就不可能转化为宪政。耶鲁大学宪法教授葛维宝则提出了一种“大众宪政主义”的宪法实施主体观,他认为中国通过大众和媒体压力而非政治机制实施宪法。可见,公民或人民作为宪法实施的主体,是推动当下中国宪法实施的最有效、最可靠的力量。


二、宪法全面实施方式与方法


宪法在我国如何全面实施?其方式是什么?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针对宪法实施的路径,张千帆提出了程序宪法实施与实体宪法实施两种方式;翟国强则提出了政治性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两种方式;付 子堂、张震指出:宪法的实施首先是政治实施,宪法的法律实施也主要强调的是宪法对部门法实施的根本依据,而并非在司法判决中具体直接适用。殷啸虎则明确断言:自1954年宪法以来,我国的宪法实施始终是遵循着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二元路径进行的,并且是以政治性实施引领和规范法律性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沈春耀主张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推动宪法实施、加强宪法实施、保证宪法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教材《宪法学》也主张宪法实施的路径是法律实施。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宪法实施的其他路径或方式,如上官丕亮认为宪法遵守和宪法执行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依宪立法、依宪解释都是宪法执行的形式并各具特色,宪法监督是一种负责违宪审查的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贾宇亦指出:我国的宪法实施机制主要包括宪法修正、宪法解释、宪法监督、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等。莫纪宏认为“宪法解释是更好推进宪法实施的重要措施”。上述关于我国宪法实施方式,都是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实践作出的具有重要理论贡献的学理总结与凝练概括。然而,上述方式也各存其缺陷。周刚志针对张千帆提出的“程序实施”与“实体实施”两种方式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公权力机关依据宪法规定的职权和程序作出相关决定,同时也必然以特定宪法条款的实现为目的,因此,宪法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很难明确界分为“程序实施”与“实体实施”两种方式。翟国强本人也对他自己提出的政治性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两种方式作了修正,他说:通过政治动员来提高宪法观念对宪法实施仍不失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政治化实施宪法的思路忽视了宪法作为框架秩序对政治的规范功能,同时也忽视了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正当化功能。因此,通过专门法律机构来保障宪法实施的任务尤为迫切。但翟国强提出这一新的观点之后,对于如何超越以及如何转向并未作出系统全面的考量。至于把宪法实施等同于法律实施或立法实施的问题,则是过分强调法律实施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宪法实施自身特色的功能与作用,毕竟法律实施与宪法实施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实施方式。

笔者认为,按照事物自身的逻辑,宪法实施的核心在于实施的主体以及实施方法的问题,而宪法实施的方法和方式应当基于实施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各个实施主体的职能与性质不同,因而所采取实施的方式也必然存在差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其实施宪法的方式与路径是通过立法而将宪法规范转化为法律实施,但作为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机关,则通过对宪法的解释或通过宪法监督方式予以宪法实施;作为分别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法院、检察院则通过司法过程的“运用宪法”而实施宪法;中国共产党作为全面领导的执政党则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政治性实施;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需通过遵守宪法的方式予以实施。总之,各实施主体虽采取的实施方式皆有所不同,然而,均围绕宪法实施的不同侧面而展开实施——法律实施与宪法解释均属于宪法内容的实施,法律实施将宪法内容直接法律化,以立法方式实施宪法;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含义的进一步阐释,是以解释的方式对宪法内容的补充性实施。宪法监督(包括执法检查与备案审查)则是基于宪法内容及其效力而保证宪法间接或直接实施:执法检查是对法律的实施的状况进行监督而达到对宪法内容的间接实施;备案审查则是基于宪法效力即对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进行审查而保证宪法直接或间接实施。运用宪法是在司法过程直接或间接适用宪法而实施宪法;政治动员与宪法遵守均是对宪法规范的遵守性消极实施,即只要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皆遵守宪法,就能够保证宪法得以实施。可见,无论是法律实施、宪法解释抑或法监督、宪法运用、宪法遵守,或是基于宪法内容或是基于宪法效力而实施宪法,因此,笔者认为,出于宪法全面实施之考量,上述方式和方法均可视为宪法实施不可或缺的方式与方法。

第一,法律实施。法律实施是通过立法程序将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制定为具体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而加以实施宪法,这种方法亦可称之为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实施宪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指出:“只有宪法而没有各种具体法律,宪法的各项原则规定就很难得到贯彻。所以只有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加以体现,才能使宪法得到全面实施。”原因在于:“宪法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的重要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原则性、总括性、凝练性、方向性强”,因而“必须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推动宪法的实施、加强宪法实施”,即“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的规范性文件,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这一观点也已为宪法学界与执政者所接受。因此,法律实施方法被视为是当下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路径与方法。问题在于,把具有高度原则性、概括性与抽象性的宪法规范化为具有法律逻辑结构的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而加以实施,虽不失为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然而,宪法实施却不能仅仅停留于此,毕竟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即使法律实施得再好,也不意味着宪法实施的好,因为宪法自身有其特别的实施方法,这就是宪法审查机制,无论世界各国采取哪一种宪法审查机制,都必然是通过对法律自身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以此实施宪法;换言之,实施宪法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需要宪法审查机关予以合宪性审查,合乎宪法的予以维持,与宪法相抵触的则予以撤销或废止。因此,在我国,只有所有规范性文件都合乎宪法原则与精神,才能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

第二,宪法解释。宪法实施要求宪法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而一旦使宪法成为行动中的活法,则必然离不开对宪法文本的解释,毕竟宪法文本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概括性,遇到现实问题通常需要解释,因而解释宪法就成为世界各国实施宪法的必然选择,甚至可以说,没有宪法解释,就无法达致宪法实施,正如有学者指出:宪法解释对于人们遵守和适用宪法、弭除宪法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等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宪法实施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宪法解释是更好推进宪法实施的重要措施。甚至有学者指出:作为规范含义查明的宪法解释是有权实施宪法的各国家机关共同分享的权力,在此意义上宪法解释等同于宪法实施。可见,宪法解释是实施宪法的重要机制,它作为宪法实施的方式与方法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与肯定;然而,亦正是宪法解释成了我国宪法全面实施的“阿喀琉斯之踵”,因而通过宪法解释实施宪法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宪法监督。宪法监督实施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而监察督促宪法的实施。我国宪法能否全面实施,须赖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当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实施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执法检查与备案审查两种。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决定贯彻实施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其目的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贯彻执行。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保证法律实施进而达到宪法间接实施之目的。由于法律不过是宪法内容的具体化,因此,执法检查无非是对间接地对宪法内容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备案审查制度,既是一种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也是一种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之目的在于保证法律的全面实施,从而间接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合宪性审查则直接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即一切规范性文件都纳入备案审查的范围,保证任何规范性文件不得与宪法法律相冲突。为此,《立法法》第99条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即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等国家机关,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即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上述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则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目前,备案审查制度是保证我国宪法全面实施的核心制度。

第四、宪法运用。从运用宪法的主体看,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均在适法中运用宪法规范,尤其是法院在裁判实践中,需要在判决说理部分援引宪法规范或阐明宪法原则与精神。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固然要求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却提出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宪法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应当说,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在应当“运用宪法”的认识上已经获得广泛共识,目前学界存在争论的问题是法院如何运用宪法?仅仅是适用宪法抑或可解释之?根据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考察,有学者总结了法院实施宪法的三种适用模式:第一种是援用宪法说理+援用宪法和法律判决;第二种是不援用宪法+援用宪法和法律判决;第三种是宪法只作为说理依据+援用法律判决。从法院运用宪法的模式看,法院不仅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援引适用宪法,而且在裁判依据中,既有单独把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也有把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一起作为裁判依据,然而,“法院即便只是援引宪法作为说理依据,宪法依旧可以对判决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尽管在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着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不得在裁判文书中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司法解释,然而作为审判活动实践者的法院或法官则出于司法理性与审判活动的实际,在案件中结合法律事实与法律发现及说理论证之需要除了在说理部分援用宪法外,在裁判依据部分也会将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一同作为裁判依据,这是裁判者的理性的选择,是由司法过程的性质决定的。

第五、政治动员。政治动员实施宪法的方法是通过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借助全社会的宪法宣传教育,以“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让宪法家喻户晓……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通过宪法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因此,在我国宪法实施的实践中,依靠执政党的领导以及动员人民实施宪法,是“寄期望于通过改变社会公众的宪法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从而实现宪法规定的政治目的”。总之,政治性宪法实施最根本动力来自人民,具体实施则赖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崇法、遵法、执法与适法,而党的领导则是关乎我国宪法能否全面实施的关键。

第六、宪法遵守。宪法遵守是宪法全面实施的关键环节。在我国,遵守宪法的义务主体不仅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还包括公民个人。我国宪法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宪法不仅调整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宪法关系,还调整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因此,在我国,遵守宪法的义务实际上构成了“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全民守法的关键在于政府首先守法,德沃金针对政府守法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一个人看到他的政府和公共官员尊敬法律为道德权威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这个人才会在守法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也自愿地按法律标准行事。”政府守法是公民守法的前提。只有全民遵守宪法和法律,才是宪法全面实施的最可靠的保证。


三、宪法全面实施的评价标准


如何判断宪法全面实施?其评断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人们评估宪法全面实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判断宪法是否全面实施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实宪法本身的规定与要求。现行宪法第5条实际上确立了宪法实施的标准,即:(1)一切规范性文件不得违宪,违宪者是否得以依法撤销和纠正?(2)一切宪法主体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违宪行为是否得以追究?(3)公民权利保障获得感与幸福感;笔者在此基础上,增加第(4)项标准即立法标准——是否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上四个标准作为评断宪法全面实施的基本依据。

(一)宪法实施的立法标准: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从宪法全面实施的角度看,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意味着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内容全面转化为具有条件假定、行为模式与行为后果的法律逻辑结构的、可操作性的具体实施的法律规范,只有宪法中所有的内容都化为法律规范,才能说宪法在法律上得以全面实施。因此,是否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就成为我们评断宪法是否全面实施的立法标准。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到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终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第二,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第三,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然而,从“法律体系”的形成到“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备,强调的重点是存在差异的,“法律体系”强调的是法律的整个框架问题,而“法律规范体系”则强调法律大厦框架之中的具体规则是否健全完备问题;犹如一个大树,法律体系是主要枝干与树的结构,法律规范体系是树的细枝末节。那么,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标志是什么?笔者认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标志应当是:第一,宪法规定的每一项内容都被法律化,能够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第二,全部法律规范都合乎宪法精神与宪法原则;第三,各种法律规范相互协调、相互补正、内部统一,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系。如果以此来评估宪法全面实施,那么可以说远未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关于宪法基本权利的立法仍缺乏具体的法律规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法律层面的保障需待加强。正如有学者指出:平等权立法存在着对政府义务规定过于笼统,规范范围仅限于劳动就业等狭窄领域,缺乏禁止歧视条款等多方面问题,导致平等权立法相当程度上处于虚置状态;政治权利立法方面虽然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基本没有涉及选举权的实质内涵,对选举权的行使程序和保障措施也缺乏实质具体的规定;对言论自由的规定则缺乏保护性规范和保障性措施,尤其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对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缺乏系统立法;对游行、集会、示威权利的规定,侧重于突出预防、限制、审查和追惩措施的内容;人身权利方面的立法较少,更多的是以行政法规加以规范等等。因此,只有形成了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才能说宪法在立法上得到了全面实施。

(二)宪法实施的抽象性标准:依法撤销和纠正一切违宪的规范性文件

无论是宪法还是立法法,均为全面实施宪法确立了一个基本抽象性审查标准,即一切规范性文件都不得抵触宪法,抵触者,则依法撤销或纠正。只有一切规范性文件合乎宪法,才能将宪法精神、原则与规范真正得以实施。当然,立法实践中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能够合乎宪法,因而制度上预设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后的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双重机制,以此确保所有规范性文件能够合乎宪法原则与精神,以此确保宪法的全面实施。

(三)宪法实施的具体性标准: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现行宪法第5条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以及第5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际上确立了所有遵守宪法的义务主体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有学者认为:“这就为确定违宪责任提供了原则指导。”由于属于原则性指导,所以宪法的规定并未明确追究宪法责任的主体以及追究责任的程序与具体承担责任的罚则方式。任何一条完整的法规范,必须具有条件假定、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宪法中关于宪法义务的条款,均为具有行为模式之要素,独缺失条件假定与法律后果,尤其是没有法律后果的规制,就难以追究违宪者的宪法责任。譬如序言要求各宪法主体“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第5条规定各宪法主体“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宪违法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其中义务条款采用的都是“必须”语词,一种最强烈的义务判断词,然而,一旦上述义务主体违反了“必须”之义务要求,那么如何承担宪法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宪法责任却言之不详。事实上,作为公权力主体的国家机关与作为私主体的公民或组织,若违反宪法义务,其承担宪法责任的方式是不同的。作为公权力主体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其承担宪法责任的方式包括被罢免、引咎辞职、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被宣布无效和被拒绝适用等;社会组织则被取缔或被中止资格。公民个人一旦违反宪法义务,就可能同时违反法律义务,因此,其承担的责任方式往往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间接承担宪法责任,原因在于公民的宪法义务一般都体现为法律义务,如纳税、服兵役等宪法义务是通过税法、兵役法而得以实施;劳动义务、受教育义务则转化为劳动法或教育法上的法律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宪法义务则转化为婚姻法上的义务或刑法上的义务;等等,一旦违反上述宪法义务,即违反了相应的法律义务,因此,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而间接承担宪法责任。

(四)宪法实施的终极标准:公民权利保障获得感与幸福感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使人民具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美好生活的要求,而这种获得感、幸福感最终归于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与实现。人民对所有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实上都已充分体现在宪法文本之中。宪法记载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与利益,记载了人民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期许,记载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的诉求,而这些利益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则皆具体化为了宪法文本中的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各种基本权利,这就是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监督权利等等,总之,“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的规定”,因而我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只要宪法文本中的所有基本权利与人权获得了保障与实现,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无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备案审查以及追究违宪责任,最终都是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得以实现: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目的在于使公民的宪法权利能够全部转化为法律权利,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实现;通过合宪性审查,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规范性文件的立法侵害;通过追究宪法责任,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公权力行为的侵害。因此,宪法全面实施的终极标准归结为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获得全面的保障以及公民由此获得的幸福感。


结  语


宪法全面实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宪法全面实施就是从宪法序言到宪法正文,从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到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范确立的所有内容,在主权管辖的空间区域内,都必须得到切实的实行。如何让宪法全面实施?这就涉及全面实施宪法的途径与方法,归结起来,在我国,全面实施宪法的途径与方法有以下六种:法律实施、政治动员、宪法监督、宪法解释、裁判适用、宪法遵守。同时,如何判断宪法全面实施?其评断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判断宪法是否全面实施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实宪法本身的规定与要求,具体说来,评价宪法全面实施的标准有四:一是宪法实施的立法标准: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宪法实施的具体性标准: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三是宪法实施的抽象性标准:依法撤销和纠正一切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四是宪法实施的终极标准:公民权利保障获得感与幸福感。以上四个标准共同作为评断宪法全面实施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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