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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秋、赵之奕: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的克减及其限度

刘长秋、赵之奕| 时间: 2020-08-20 07:00:22 | 文章来源: 《法律适用》2020年第9期

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的克减及其限度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赵之奕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摘 要: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的实质是该状态下公权力的扩张。紧急状态下克减公民权利权是权利自身隐含的要求,也是紧急权力法限制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紧急状态下克减公民权利应当把握一定的限度。无论在国际人权公约中,还是在我国法律中,健康权都是一项可以被限制和克减的公民权利,但这种限制和克减只能及于健康权中的受益权,而不能扩至健康防御权,且该克减的要求必须由公权力做出。此外,克减公民健康权必须满足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原则。

关键词:紧急状态;权利;健康权;克减;限度


引言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迅速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严密防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防控期间暴露出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思,紧急状态下对人们健康权带来的影响便在其中。紧急状态从字面来看有别于正常状态,它突出表现为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国家统一等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和破坏,而这种紧急的社会状态是由于突发重大事件导致。“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疫情就是典型的紧急状态。疫情发生之后,各地政府为了防疫抗疫的需要,采取了很多应急性措施,包括封路、封村、强制隔离、强制检测和治疗等,很多省市的医疗力量都被投入到对疫区的支援之中。应该说,“各地政府采取上列应急措施,目的是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危机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利等,也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和法律的通行做法。”这对于更好地防疫抗疫、争取防疫抗疫的最终胜利而言,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无疑也对不少公民平时本可享有的健康服务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疗机构对健康服务的正常供给,造成了人们健康权的克减。由于大多数医疗卫生资源都被集中到防疫抗疫领域,不少地方的医疗卫生资源出现了匮乏或失配的问题,加之医疗机构中人员过于集中可能产生的高传染风险性,不少医疗机构都取消了普通门诊,很多非新冠肺炎患者基于防疫抗疫的需要只能自我隔离在家中,无法去医疗机构就诊,或只能够在医疗机构接受远低于平时质量和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具有新冠肺炎症状的疑似患者则需要到专门的定点医院或门诊接受诊治。这些显然都增加了人们健康权实现的成本。那么,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的行使是否应当被克减?其被克减的范围和限度何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这些作为基本的法治命题,显然需要被认真对待。本文拟就此浅加探讨。


一、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一般原理


我们认为,要准确解答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能否被克减这一问题,其关键在于分析健康权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与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此澄清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对于公民权利限制的法理依据。换言之,只有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克减被建立在正确的法理依据之上,作为公民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权才具有在紧急状态下被克减的正当性乃至合法性,否则这种克减可能就是不正当的、非法的。为此,首先需要我们分析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一般原理。

(一)紧急状态下克减公民权利的法学机理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向来是法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传统法学的基本命题,也是新时代公法学的重大命题。”立足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公权力对社会的干预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但公权力对社会的干预势必会对公民的权利带来一定影响,影响权利背后所确认和保障的利益及自由的实现。紧急状态下扩张公权力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保证政治制度良好运行,从而维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恢复社会生活稳定。毕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人类的共同生活中,人们宁可容忍有问题的、不符合目的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公正的’法律规则的存在,也不愿意看到完全失去法律控制(没有法律判断)的状态。……混乱有时比有组织的暴政更不人道,更难以接受。”基于此,在紧急状态下,应当将公共秩序保障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允许国家公权力有限扩张,使公民权利受到相应限制和克减。而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克减实质上也就是该状态下国家公权力的扩张。

紧急状态下克减公民权利是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权利自身所隐含的要求。实际上,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相反,都需要受到各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这是基于权利自身的特性使然。“任何权利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权利作为现代法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与利益和自由相伴而生的,其实质是对利益与自由的追求、认可和保障。而社会秩序维系的基础则在于人们彼此间的自由和所主张的利益需要保持必要的界限,避免相互干扰和侵犯,否则,每个个体都主张自己的利益与自由而枉顾其他人的利益与自由,会造成个体利益与自由之间的冲突,令社会发展失去应有的秩序。基于此,客观上需要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亦即牺牲这些权利背后所承载的自由和利益,以形成对所有个体都具有约束力的公权力来维持秩序,确保所有个体的利益和自由都能够得到必要保障。这是社会发展所赖以存续的基本伦理要求,是基本而且也是最为重要的伦理价值。就此而言,权利本身内含着对于个体利益与自由的限制,亦即对权利自身的克减。“权利是主体所享有的应得。但是,权利的享有并不是绝对的,享有权利并不等于对自己权利以外的世界熟视无睹,享有权利应当承担适度的责任。”公民权利本身在国家法律中的确立也是建立在其受必要约束和制约这样的法理基点之上的。紧急状态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只是公民权利本身的进一步敛缩。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此次新冠肺炎的爆发速度、规模和影响都前所未有,远远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在这样一种紧急状态下,有些权利如游行、集会等毫无争议地需要被限制和克减。而这种限制的基点显然是为了更有效确保人们的生命健康,以确保其更现实地享有并实现自己的权利。

紧急状态下克减公民权利也是紧急权力法的必然要求。作为应因保障社会秩序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紧急权力法律”经常脱离常规体制以及细致明确的法律规范,相较于以形式理性作为突出特征的现代法律,几乎是一个“内在矛盾的悖论组合”,但紧急权力法对于秩序的有效保障是人所共见的。正因为如此,其不但为各国所普遍接受,且越来越成为各国应对紧急状态时的重要倚赖。在近代欧洲战争背景下,紧急权力法主要关涉内乱、罢工等政治事件,以1789年法国制定的《军法平抑暴动法》为代表,以戒严为基本特征。此类戒严法律主要针对对外战争或者武装叛乱等事件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状态,紧急权力完全由国会控制。进入现代以后,各国实行紧急状态的主体从军事机构变为政府,针对的紧急状态也从单纯的内乱和军事等危困状态扩张到包括经济、环境等其他方面,以1914年英国《国土防卫法》为代表,标志着有关紧急权力的法律从戒严法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紧急状态法。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中,紧急状态被认为是一种真实的、直接的威胁,其影响关涉整个国家,并使社会的有组织生活之存续处于不稳定状态,并且这一威胁无法以通常情况下对权利的限制有效地加以避免,而必须进一步对公民权利加以限制。多年来,紧急权力法在各国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处理紧急状态下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也将“紧急状态”作为取代“戒严”的概念载入宪法。学界普遍将紧急状态看作一个宪法概念,并作为解决社会非常状态下政府权力运作和公民权利保护问题的制度。《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克减自身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障的义务。紧急状态的出现会极大地威胁和冲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若宪法赖以生存的根本基础都受到威胁,则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就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因此,基于利益衡量,就可以在必要限度内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在这一点上,紧急权力具有超宪性。这种超宪不等于违宪,本质仍然是宪政的。这是因为,“当国家存亡系于一线(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国家采取任何方式实现自我保存都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凌驾法律的行为自然属于合法自卫权的范围。”

(二)紧急状态下克减公民权利的限度

权力的实质是对社会的价值资源进行有效地影响、制约和分配,它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加以制约,很可能会异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基于此,权力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作为一种制度理性的法律就成为控制和制约权力的最有效手段。紧急权力法的价值追求更多地倾向于保障国家和政权的存续,尽管其最终目的和目标依旧是为了保障人权,但其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由此,公权力对于权利的限制必须设定一个范围,以便最大可能地减少紧急状态下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空间的挤压,维护宪法秩序。一般认为,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可以克减,而人权最本质部分即人的生命、思想、信仰方面的权利不可克减。但是任何例外状态下对宪法秩序的部分或者全部终止,都将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宪法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例外状态下,这种最高法律必须被克减。紧急状态中人权和公权力对应着自由与秩序,秩序的存在和维系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自由,而自由的泛滥和毫不敛缩则会冲击和破坏秩序。因此,为了恢复秩序,需要对个体的权利进行适当限制。但二者博弈的前提是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底线人权条款。这应当成为紧急状态下公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底线要求。1984年国际法学会通过的《国际法协会危机状态下人权准则巴黎最低标准》为各国制定危机状态下的法律提供了指导性准则,其核心就在于保障紧急状态下的公民基本人权。这也是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伤痛后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人作为社会主体应当保留基本的人权和尊严,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成为客体或者工具,紧急状态下也要防止政府滥用危机管理权。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理事会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等国际文件来看,任何国家不得基于紧急情况而克减人们的生命权、人格和信仰自由等,因为这是人之为人所应当具有的基础和保障。但除此之外的公民权利则归属于紧急状态下可以被限制和克减的范围之内,其中也包括健康权。

紧急状态下扩张公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以确保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其立足点依旧是出于维护和确保公民权利的需要。为此,紧急状态下公权力的扩张亦即公民权利的克减必须满足必要性、适当性和狭义比例原则的要求。具体而言,紧急状态下克减公民权利需要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必要,不得超过紧急状态情势所需要的程度,不得变相剥夺了公民权利中不可克减的权利(如生命权、人格尊严、信仰);同时,所采取的方法应当是为了在紧急状态下迅速恢复秩序而相对适当的方法和措施,这些方法和措施对于公民权利的损害应当能够做到最小化;最后,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造成的损害不得超过期望达成的目的,如果为了维持或恢复秩序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超过了紧急权力扩张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则该方法和措施就失去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二、作为可以被克减的公民健康权


在紧急状态下,公权力为了迅速恢复秩序,有必要对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限制。在现代法治意义上,依据相关国际公约,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权利通常可以被克减,但是生命思想信仰相关的权利却不能被限制。判定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能否克减,其关键在于其是否属于不能被克减的人权。如果其属于可以被克减的人权,则紧急状态下克减这一权利就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反之,如果其属于不能被克减的人权,则克减这一权利就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即便是在紧急状态下也不能够克减该权利。

(一)健康权的内涵与外延

健康权是建立在健康概念之上一个法学概念,而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差别,这使得建立在健康概念之上的健康权的内涵和外延往往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健康权外延的界定,我们认为,所谓健康权,实际上就是个人依法享有的、要求享有一定卫生保健与卫生条件以谋求获得并保持自身健康的资格。健康权的概念中至少涵盖了以下两个领域的内容:(1)卫生保健领域,包括医药保健、卫生保健预防、母婴保健、家庭节育服务、精神保健等;(2)卫生条件领域,包括清洁用水、营养膳食、充分卫生设施、环境卫生、职业卫生以及与健康相关的信息等。换言之,从作为公民守夜人之政府的角度来说,要确保并实现人们的健康权,必须要在以上两个方面尽到相应保障义务。

就健康权在法律中被确立的历史发展来看,二战前,健康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益并未出现。近代人权理念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17世纪时,启蒙运动中将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第一代人权即自由权的基础。到了19世纪,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第二代人权即社会权产生,强调“人民的普遍幸福”,要求“出自绝对正义性和普遍性”。伴随鼠疫、霍乱等疫情的越发流行,公共卫生改革运动也同时开展起来,这为健康权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二战后,以1945年《联合国宪章》为标志,在世界卫生组织推动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健康权规范体系。《联合国宪章》第55条宣称“为形成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促进……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这为健康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世界卫生组织法》在序言中宣示“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及社会条件而有区别”,首次明确肯定了健康权的存在。在此基础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提出“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将健康权列为基本人权。其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申明“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从而明确承认了健康权;而《儿童权利公约》第24条则专门规定了儿童的健康权,即:“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施。缔约国应努力确保没有任何儿童被剥夺获得这种保健服务的权利。”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对健康权的保障是将其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认为人人有权享有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等”。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第12条规定的“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就健康权所及的标准而言显然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此来看,健康权在国际上是逐步发展的,其涵盖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权利主体也不断细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对健康权的理解越来越全面和科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逐步趋向于高标准和多样化,作为这种需求载体的健康权自然也随之发展。健康权内容上的这种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性,成为其可以被加以限制和克减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健康权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一种基本权利,包括宪法以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在内的多部立法都积极肯定并保障公民的健康权。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健康权,但是规定了健康权的一般保障措施,如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此条规定了国家发展卫生事业以促进公民健康的一般性义务。《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显然,我国宪法通过该积极条款表明了公民有从国家获取医疗服务的权利,公民在患病时也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给付和医疗卫生等服务。不仅如此,《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际上内含了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在内。

《宪法》对健康权的规定只是为健康权的保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方向指引,健康权的具体保障是通过包括《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在内的众多卫生法来展开的。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保障的一部极重要立法。实际上,2017年12月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一次审议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时曾将“公民的健康权利与义务”作为第二章予以专列,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权。但遗憾的是,该章在2018年11月公布的二审稿中被删除,而最终通过的法案中也未再见对公民健康权的专章规定。然而,作为我国生命健康保障领域最为核心的一部立法,该法显然是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实现其健康权为使命的,是有关健康权一部法典。正因为如此,该法第4条明确宣示:“国家和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而《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法》《疫苗管理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具体卫生法律法规显然都是公民健康权在具体法中的展开。依据以上法律法规,公民享有健康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侵犯,政府作为公民的守夜人有通过政策或法律等制度手段提供公民实现健康权所需要的条件以改善和提高公民健康水平的责任。

(二)健康权是一项可克减的权利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所有卫生法乃至《宪法》对于公民健康权的保障都不是绝对的。首先,在《宪法》中,其对公民义务的规定显然构成对健康权的限制,尤其是第51条规定的“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应当被克减的直接依据。具体到防疫抗疫这种特殊紧急状态下,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加之防疫抗疫形势的严峻性,救治生命势必成为防疫抗疫最重要和迫切的任务,而生命是人们作为法律主体享有和实现权利的前提,在法律所保护的所有法益中显然具有无可辩驳的优先性。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理所当然应当被投入到因受疫情影响而面临丧失危险的生命之救治中。这在法益的比较中具有伦理正当性。据此,国家平时状态对于健康权某些权能之保障需要让位于紧急状态下更需要被保障的生命权。其次,《宪法》有关国家对公民健康权保障的规定都是对其底线义务的要求,并未设置有关实现这一义务的高线要求。这为紧急状态下限制和克减公民健康权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例如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而医疗卫生事业包括旨在确保人人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旨在满足少数群体消费性需要的高端医疗卫生事业。在这一点上,国家可在确保最为基本的医疗服务的基点上,根据其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有计划地逐步发展高端医疗卫生事业,而不是一开始就必须发展高端医疗卫生事业。这实际上为紧急状态下国家公权力限制公民健康权的肆意行使和克减公民健康权提供了可能。再次,其他卫生法对于公民健康权的保障也都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以保障和实现公民最高标准的健康为目标,量力而行,是所有卫生法律法规在赋予政府保障和实现公民健康权方面的一个隐性要求。由此来看,健康权在我国法律中是一项可以被限制和克减的权利。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健康权保障的法治实践来看,健康权也都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以各国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对于健康权的限制为例,基本医疗服务是各国为确保本国国民健康权的实现而通过立法与政策提供的低成本甚至是免费的医疗服务。但无论在德国、法国、英国,还是在日本、印度等,其赖以实现公民健康权的基本医疗服务保障都不是毫无代价的,相反,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人们要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就必须要承受服务效率低下、等待时间漫长等在内的成本和代价,“即便是在服务被作为公共系统之一部分加以提供的场合,依旧在需求的满足方面存在挑战,导致很多特定的健康服务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否则,人们就只能通过市场供给的高端医疗服务实现自己的健康权。健康需求的无限性与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始终是一对无法消解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公权力在保障人们健康权时作为的有限性,也注定了健康权可能会被克减的宿命。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人们对权利内容和目标的追求,必然要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这一点决定了健康权的保障在不同的时空中往往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在那些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其公民健康权的保障通常只能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能够企及的相对较低的水平,例如,要求政府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尽可能清洁的水源和必要的卫生设备等,至于那些相对高层次的保障要求(如养生保健服务、营养膳食、供精冻卵、美容整形等)则通常不在其公民健康权保障的范围之中;而在那些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后者中的某些内容通常也会被纳入其公民健康权保障的范畴。同样,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由于人们的健康需求无限性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之受法律所保障的法益之影响,公民健康权的保障往往也存在很大差异。以此来加以分析,无论是作为国际人权法中一项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还是作为我国法律中规定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健康权都不是绝对不容限制和克减的。在特定的时空下,健康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克减。


三、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的克减及其要求


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权利的享有和行使都需要直面各种紧急状态的挑战。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健康权便在其中。依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这意味着健康权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上限可以很高。为了达到健康的目标,实现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人们不仅有权要求国家提供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也有权要求国家提供高端医疗(或者非基本医疗、消费性医疗)服务。在常态下,国家有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和条件,这使得公民健康权的行使通常没有被限制和克减的必要。但在紧急状态下,受制于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健康权实现所需要的很多高标准往往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公民克减自己的健康权就成为必要。

(一)紧急状态下公民健康权克减的内容

从法律对于健康权的规定来看,健康权内含了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两种权能。这使得法律不仅需要保障健康权不受侵害,确保政府及其他公民不侵害他人健康,而且需要确保政府积极作为,为健康权的享有和实现提供必要基础,包括发展经济以提供健康权所赖以实现的条件、确保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规范医务人员的执业行为、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与群众性体育事业等。“健康权是一种复合权利,既是一种防御他人不法侵害的消极权利,也是一种请求国家提供帮助的积极权利”。作为积极权利的健康权和作为消极权利的健康权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作为积极权利的健康权拥有的是一种受益功能,即要求他人(主要是国家)积极作为以帮助自己实现健康权的权能;而作为消极权利的健康权拥有的则是一种防御功能,即要求他人不侵害自己健康状态的权能。

健康权之所以被纳入基本人权以及基本权利的范畴,其根本原因在于健康状态是所有人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前提,拥有最高标准的健康需求和状态是人的天性。基于此,需要赋予人们对于健康侵害的防御权,并确保所有主体对于该权利的必要尊重与神圣不可侵犯,否则,所谓健康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健康对于人们而言就会成为一种奢求。作为防御权的消极健康权,其首要价值在于保护健康权免受国家和他人的恣意干涉与侵害,国家和权利主体之外的任何人均不需要承担任何给付义务,而只需要消极的不作为,亦即履行不侵犯健康权的义务。这一点使得无论在何种状态下防御权作为健康权中的消极权能都构成健康权中最基础、核心与本源的部分,该部分权能不可克减。但积极健康权则不同,积极健康权是一种受益权。受益权的前提是相关义务主体亦即公权力负有给付义务,权利人依据法律可以向公权力进行请求,要求公权力履行给付义务。但给付则是通常以有能力和条件给付为前提的,紧急状态的出现会一般严重削弱义务人的给付能力,因而令权利人的受益权会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显然是基于公平与权利保障的现实性使然。由于受益权来自于法律规定,紧急状态下对于权利人的给付内容通常会发生变化,其高标准的给付内容通常会受到限制,这使得积极健康权亦即健康受益权可以在紧急状态下被克减。例如,对于纹眉、隆胸、镶牙、人工授精、变性、冻卵等非紧急医疗服务或消费性医疗服务,可以被暂时停止或者减少,因为在医疗资源有限情况下,需要用有限的资源来供给紧急状态下更需要救治的其他权利人,普通权利人在满足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的条件下,应当将资源让位于更有需要的其他人。换言之,健康权利人的受益权在紧急状态下会因为紧急权力法的规定以及其他人更为急切的需求而应当受到克减。

(二)紧急状态下克减健康权的要求和限度

综上所述,紧急状态下公民的健康权可以被限制和克减。但很显然,与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克减一样,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健康权的限制与克减也不是任意进行的,而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把握一定的限度。

首先,紧急状态下的公民健康权克减需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相适应原则。马克思认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为我们阐释了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辩证原理。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平衡器,只有坚持权利与义务相适应,才能够科学地权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调整好社会关系。在公民健康权的克减上,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这是令克减公民健康权具备正当性乃至合法性的需要。为此,健康权限制的主体应当是在健康权方面承担给付义务的主体;就是说,只有承担了对公民健康权之给付义务的主体,才具有限制公民健康的资格,在公民健康权方面只承担消极不侵害义务的主体不能限制公民的健康权。以此为立足点,只有代表国家的公权力才有权利在紧急状态下限制公民的健康权,私权利的主体亦即公民以及一般的社会组织没有限制公民健康权的权利,不得要求公民克减其健康权。在公民的健康权上,公权力是唯一法定的承担给付义务的主体,只有由公权力来限制公民健康权才真正契合权利与义务相适应原则。

其次,对公民健康的克减也必须要满足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原则要求。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健康权的限制必须具有必要性,亦即存在紧急状态的事实且这一状态严重影响到了法律保护的更为重要的利益,只有通过克减公民健康权的方式才能够使该法益获得有效保障。同时,克减公民健康权的方法和措施要比克减一般权利的方法和措施更具有适当性。由于对健康权的克减只能是对健康权中受益权的克减,因此,对于公权力而言,其克减健康权的方式只能是在紧急状态下限制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人们健康受益权所对应的非基本医疗服务,例如捐精冻卵、医学美容整形、口腔保健、器官移植、普通体检等。换言之,健康权被克减的只能是积极健康权而非消极健康权;健康权中的防御权亦即消极健康权构成健康权的本源和基石,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不应当被克减,国家保障公民健康权不受侵害的义务始终如一,不受是否存在紧急状态的影响。不仅如此,对公民健康权的限制也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因为克减公民健康权所维护和保障的利益必须大于克减公民健康权所牺牲的利益,否则亦不应对公民健康权进行克减。例如,在疫情状态下,限制有镶牙需求的公民到医院拔牙和镶牙只能是基于疫情状态下医院作为人群密集场所具有高传染性以致可能引发患者之间的相互传染,或者是基于医院的医务人员被抽调至疫区或防疫抗疫形势更为严峻的场所而导致无法提供镶牙方面的诊疗服务,否则,就不得限制人们去医院接受拔牙镶牙服务。再如,疫情状态下,患者接受器官移植的权利应当被克减,其接受移植手术的时间应被适当拖延,但如果这种克减会带来危及受体的生命或严重影响移植效果的后果,则在具备移植手术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移植手术就应当尽可能如期进行。这些显然都是依据比例原则要求而克减公民健康权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限度。总而言之,只有在满足必要性、适当性以及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克减公民的健康权才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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