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法治化机制研究”(18VSJ03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汪玉凯：《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第63页。
[2]〔澳〕史蒂夫·萨马蒂诺：《碎片化时代：重新定义互联网+商业新常态》，念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6页。
[3]〔德〕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黄昆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XII页。
[4]陶振：《城市网格化治理：运行构架、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84页。
[5]同前注[3]，〔德〕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书，前言，第VII - VIII页。
[6]陈天祥等：《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角色、动力与行为》，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
[7]〔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8]〔美〕莱斯特· M.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9]井西晓：《挑战与变革：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基于城市基层社会的变革》，《理论探索》2013年第1期，第102页。
[10]李云新、韩伊静：《国外智慧治理研究述评》，《电子政务》2017年第7期，第63页。
[11]洪大用：《社会治理的关键是治理流动性》，《社会治理》2017年第6期，第25页。
[12]毛寿龙、李玉文：《权力重构、行政吸纳与秩序再生产：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基于溪口镇的经验探讨》，《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30页。
[13]何瑞文：《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困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9页。
[14]同前注[12]，毛寿龙、李玉文文，第32页。
[15]贺勇：《网格化探索的“北京经验”》，《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4版。
[16]《浙江运用“互联网+”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8-01/25/content_7458271. htm?node =90863，2018年8月28日访问。
[17]徐潇青：《升级版“枫桥经验”将矛盾解决在一线》，《杭州日报》2017年10月31日，第A12版。
[18]于茂高：《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群众(思想理论版)》2018年第11期，第63-64页。
[19]《监控无死角广东构建“中心+网格化+信息化”体系》，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7-09/14/content_177543225. htm, 2018年12月10日访问。
[20]叶竹盛：《网络时代需要“新枫桥经验”》，《光明日报》2017年1月3日，第006版。
[21]《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16/c_1123999899. htm, 2019年1月18日访问。
[22]张黎明：《智慧社会下的基层治理路径》，《中华建设》2018年第3期，第9页。
[23]同前注[1]，汪玉凯文，第65页。
[24]张丙宣、周涛：《智慧能否带来治理》，《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1页。
[25]同前注[10]，李云新、韩伊静文，第64页。
[26]同前注[13]，何瑞文文，第21页。
[27]〔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146页。
[28]〔美〕彼得·德恩里科、邓子斌：《法的门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7页。
[29]胡重明：《网格化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新的议程》，《行政论坛》2017年第3期，第112页。
[30]刘艳杰：《以“互联社区”引领网格化大治理体系：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与探索》，《光明日报》2018年4月19日，第07版。
[31]〔英〕 Robert Adams:《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汪冬冬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32]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33]姜晓萍、焦艳：《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理论探讨》2015年第6期，第142页。
[34]同前注[13]，何瑞文文，第21页。
[35]陈家刚主编：《基层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页。
[36]谢正富：《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
[37]陈东升等：《杭州智慧治理领跑全国：“互联网+”为共建共治共享插上翅膀》，《法制日报》2018年2月22日，第001版。
[38]李颖：《断裂与弥合：“互联网+”时代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困境与再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187、191页。
[39]同前注[33]，姜晓萍、焦艳文，第143页。
[40]浙江构建了全省“一张网”的基层治理体系，建立“全科网格”制度，划分了7.8万个网格，建成了一支23.4万人的网格员队伍，今年以来，全省通过网上受理各类矛盾纠纷和问题640万余件，平均每天推动解决问题1.88万件，95%以上在镇村得到妥善解决。《浙江运用“互联网+”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8-01/25/content_7458271.htm?node=90863，2018年8月28日访问。
[41]吴晓燕、关庆华：《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理论探讨》2016年第2期，第151页。
[42]〔美〕 George F. Luger:《人工智能：复杂问题求解的结构和策略》，郭茂祖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469页。
[43]〔美〕詹姆斯·亨德勒、爱丽· M.穆维西尔：《社会机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人类的碰撞》，王晓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44]渠敬东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04页。
[45]〔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357页。
[46]竺乾威：《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第19、20页。
[47]同前注[10]，李云新、韩伊静文，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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