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耶鲁大学中国中心与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公共资源管理信息透明度建设”研究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各国代议制度与中国人大制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JJD820001)的阶段性成果。

　　[1]王锡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十年：迈向治理导向的公开》，《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5期。

　　[2]张洋、陈慧茹：《“依申请公开”为何屡屡碰壁》，《人民日报》2013年8月14日。

　　[3]万静：《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问题亟待解决》，《法制日报》2017年4月10日。

　　[4]程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改》，《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黄海华《：政府信息公开的多元思考——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当遵循的立法原则》，《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等等。

　　[5]秦小建：《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逻辑》，《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

　　[6]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草案·说明·理由·立法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页。

　　[7]Thomas Emerson, Legal Foundations of the Right to Know, 1976 Wash. U. L. Q.1(1976).

　　[8]同前注[6]。类似观点还可参见莫于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第35条的言论自由权利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参见刘恒：《政府信息公开》，载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下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5页；向佐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第126～127页。

　　[9]2003年成立的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由中纪委副书记任组长，日常办公机构设在中纪委办公厅。

　　[10]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编：《政务公开》，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11]参见姜明安《：“政务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有何不同？——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北京日报》2016年5月23日；周汉华：《打造升级版政务公开制度——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的基本定位》，《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12]周汉华：《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的基本考虑》，《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13]同前注[6]，周汉华书，第23页。

　　[14]同上注。

　　[15]同上注。

　　[16]同上注，第29页。

　　[17]李步云：《新宪法简论》，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5页。

　　[18]何华辉《：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载中国法学会编《：宪法论文选》，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1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2011年10月27日)。

　　[20]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1]同前注[5]，秦小建文。

　　[22]张丽颖：《政府信息公开“三需要”的现实操作》，《重庆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3]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当事人》，《电子政务》2009年第4期。

　　[24]王敬波：《谁有权申请——关于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的国际比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

　　[25]同前注[6]，周汉华书，第23页。

　　[26]同前注[5]，秦小建文。

　　[27]后向东：《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5期。

　　[28]郑涛：《信息公开缠讼现象的政法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5期。

　　[29]当然，这不是说依申请公开就可以“信访化”，沦为缠访、缠诉的工具，因为这实际上违背了制度设计的本意，削弱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公开制度针对的是尚未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类似于申请行政许可，受到行政处罚，与试图改变一个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有本质区别，故信息公开申请以具有利害关系作为资格要件纯属一个“假问题”。参见后向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资格条件上的利害关系问题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

　　[30]参见后向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成因、研判与规制——基于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的视角》，《人民司法》2015年第15期；梁艺《：“滥诉”之辩：信息公开的制度异化及其矫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耿宝建、周觅《：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起诉权的滥用和限制——兼谈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的价值》，《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沈岿《：信息公开申请和诉讼滥用的司法应对——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案”》，《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章剑生《行政诉讼中滥用诉权的判定——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评释》，《交大法学》2017年第2期；等等。

　　[31]同上注，后向东文。

　　[32]同前注[5]，秦小建文。

　　[33]王姝：《审计署通报45县社会抚养费情况》，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9/19/content_466415.htm?div=-1，2018年12月28日访问。

　　[34]王臣：《吴有水：申请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之后》，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4_02/10/33661474_0.shtml, 2018年12月28日访问。

　　[35]魏铭言：《14名律师致信国家审计署追问社会抚养费去向》，http://news.sina.com.cn/c/2013-09-02/021928105293.shtml, 2018年7月28日访问。

　　[36]魏铭言：《卫计委首明确表态：山东等7省须限期公开社会抚养费》，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02/10995723_0.shtml, 2018年7月28日访问。

　　[37]张龑：《多元一统的政治宪法结构——政治宪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建》，《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38]后向东：《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变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39]河北省藁城县监察局《：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推进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载李至伦(主编)《：新时期的行政监察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40]陈国琦、杨振武：《两公开一监督显威力》，《人民日报》1988年10月3日。

　　[41]同前注[39]，河北省藁城县监察局文。

　　[42]参见沈亚平、许博雅：《“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建设路径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