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和大二学生林华蓉先后身陷传销组织身亡，再度引发了舆论对于传销的关注和热议。近年来，传销犯罪案件持续高发，如善心汇、麦点商城等传销骗局不断涌现。传销分子的违法策略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生了改变，他们充分利用理财、微商、慈善等新兴热点，巧用“金融互助” “虚拟货币” “微信营销” “爱心慈善”等多种名目，依托网络技术大肆实施各种骗局。

当前网络传销的主要特点

一是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网络传销发展下线主要依托微信、QQ等网络社交平台，资金转移则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宝等支付平台，传销人员无需见面即可成功发展下线、聚敛资金。

二是波及范围更广。网络传销通常横跨我国多个地区甚至具有跨国性，如MBI国际集团是马来西亚的游戏理财公司，后来在我国境内得到发展，最终被我国公安、工商等部门定性为传销组织。

三是牵连人数更多。传统传销行为受交通、科技等条件制约，规模往往有限；而网络传销充分利用社交平台，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人员参与。例如，“云在指尖”传销案中的缴费人数超过260万；被国家工商总局和公安部公布为十大传销典型案例之一的“五行币”骗局，下线多达18万人。

四是涉案金额更大。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庞大的涉案人群，使网络传销涉案金额十分巨大，如“创造丰盛”心灵培训骗局敛财高达十亿。

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屡禁不绝的网络传销让人不得不反思现行的传销治理方式。我国于2005年制定了《禁止传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依据《条例》对传销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与查处。但是，传销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借网还魂”，危害程度和范围不降反增。

应当看到，《条例》虽然为打击传销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指引，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传销在20世纪80年代末方才传入我国，其发展时间比较短，我国政府的治理经验也比较欠缺，《条例》中存在不少“一刀切”、不尽合理的规定。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在《条例》制定时仅仅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呈现出今天的蓬勃发展势头，因而《条例》的规定并未对网络传销予以必要关注。这使得有关部门在治理传销时缺乏切实有效的规范指引，甚至受到现行规范一定程度的限制与阻碍，从而大幅减弱了治理效果

法治国家的建成离不开对法律的尊重，在现行法律规范存在不足时，应当尽量通过法律解释等方法进行弥补。只有在法律确实存在不足与缺漏，且通过法律解释无法有效填补漏洞时，才考虑修法。而《条例》对于网络传销规定，确实存在很大欠缺，不足以对现实中猖獗发展的网络传销形成有效的规制，已进入非修法不可的阶段，对《条例》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势在必行。

网络平台责任义务应明确

当前的网络传销紧密依托互联网技术，网络平台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为此，我们以网络平台为主要对象，围绕网络传销中网络平台承担的责任义务，就《条例》修订谈几点看法。

网络平台应该是网络传销的监督者。网络传销的人员联络、产品交付、资金转移无需线下接触，通过网络社交、快递及网上支付即可完成。这种全新模式比传统手段更为简易，而且其成员的行踪也更加隐秘，相关部门难以察觉。如果单纯由工商、公安等部门对网络传销进行监管，则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的问题，进而导致查处工作效率低下。因此，必须赋予传销组织可能依托的第三方网络平台一定的监督义务。具体而言，当平台发现或者接到举报，称有人利用该平台实施传销行为时，应当进行初步核查，在确认存在该种情况时，要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停止对涉嫌传销的人员提供网络服务。通过赋予网络平台以一定的监督义务，可以使对传销行为的监管力量更为多元。而且网络平台与网络传销更为贴近，更容易及时了解情况，能有效提升打击传销行为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当然，第三方网络平台与用户是网络服务合同的双方，前者应当为后者提供网络服务。《条例》增加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监督义务是考虑到，前者在我国当前的互联网发展情势下，在社交、支付等领域几乎占据垄断地位，故而赋予其较高的监管义务。只有当后者存在涉嫌违法传销活动时，第三方网络平台才能突破合同约定，对用户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

网络平台应该成为查处传销的配合者。根据现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针对现实场所、财物以及财会资料，并未提及网络传销中存在的网络空间、电子凭证、网络账户等内容。考虑到此类传销活动可能利用一系列网络信息、电子数据取代纸质资料，用有关网络平台的账户取代有形的经营场所，因此，应当增加有关规定，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网络传销活动时有法可依，得以对电子数据进行查阅、复制，对网络平台账号进行查封，使网络传销无处遁形。有关部门有权对违法人员的有关信息进行查询，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第三方网络平台的配合义务。

但是，网络平台的配合义务并不意味其对于行政机关提出的任何主张，不加辨别地即行照办。这些配合义务的履行前提是，有关部门在查处过程中，依照相关规定、遵循法律程序。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网络平台就不应当提供相关资料。否则极可能造成网络平台配合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随意侵犯平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

网络平台还应该成为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如果平台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没有建立对传销行为的监测机制和接受举报的机制，对于传销行为的监督明显存在重大过失，导致传销行为的危害得以蔓延，或者拒不配合有关部门的查处工作，则有必要追究其行政责任，如罚款、责令停业或者吊销执照。如果网络平台的行为构成犯罪，还应当对其进行刑事追责。通过法律责任的追究对其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从而督促其切实履行相关义务，推进对传销行为的查处与打击。

引入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力量有利于提高打击传销工作的效率与效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建立了网络平台的相关义务与责任机制，打击传销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 9 9 8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后，我国对传销行为严厉打击、绝不姑息，而后又制定了《条例》加以规范。但是，近二十年的努力并未彻底扑灭传销之火，可见打击传销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应当充分考虑传销行为的形成根源、发展以及查处过程中对其影响重大的因素，综合多种途径，协调多方力量，真正遏制传销的发展势头，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